李自成的货物出海，或者夸克穷把南洋的大米运过来，在当前环境下并不困难。所谓禁海问题完全可以用“潜规则”解决。

后世常常把明清合起来称这段时期为明清时期，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相同点很多。有人就理解为明朝的海禁跟清朝的闭关锁国是一样的。

其实，两者有相似，也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闭关锁国，都是以防范敌对势力、巩固统治为主。

明朝初年，百废待兴，国内形势不稳定。对于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说，强化集权是他的第一要务。

朱元璋实行海禁，短期目的有防范张士诚、方国珍余部来自海上的侵袭，以及倭寇、海盗对沿海的骚扰。

换言之，就是牺牲社会活力换取秩序稳固。这也是整个明代的海禁正策在正治上最基本的出发点。

老朱长期目的则是想跟元朝学习，由朝廷垄断一切海贸利润。

明洪武四年十二月，“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十四年十月，“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严交通外番之禁”

三十年十月，“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大明禁止的只是私人海外贸易，官方控制的朝贡贸易不受限制。

朝贡只是好听的说法，显得万国对我天朝恭顺，其实就是国与国之间贸易。

大明朝廷试图以此垄断获取海外商品的渠道。初期还管的严，后面慢慢就松弛了。

比如1485年，日笨进贡刀3610把，而使团另外所带用于贩卖的刀，则有多把，几乎是贡物的10倍。

大明对于朝贡国使者私下携带的物品，在处理方式上有没收入官、官买给价以及准予私下交易的分别。

人家傻了么会要你的宝钞废纸，自然都去私下交易了。

再者，大明早期对来华朝贡货物免征税，那就有空子可钻了。

许多外国商船都声称自己是奉使的贡船，比如葡萄呀、荷蓝都冒充过南洋和流求等国的使者。甚至大明本土海商从国外贩货回来，也冒称外国贡船。

到底是不是真的贡船，那还不是经办官员说的算？

朱元璋对来贡国实施怀柔抚绥正策，所谓“西洋诸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

“厚往薄来”，看上去又是一种“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其实早期大明在朝贡贸易中是赚钱的，赚的还不少，只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才变成了赔本买卖，当了冤大头。

众所周知，海贸能赚大钱。

朝廷虽有严刑酷法，沿海民众为求生存，自然不乏铤而走险从事对外贸易的大商小贩。

比如，福建海商每年聚集“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广东民众也是“多挟峨舸入海与夷市”。

在沿海地区，大明官员往往接受海商贿赂，默许他们的出海行为。

后来朝廷一看这也管不住了，便因势利导，放宽海禁，顺便正好收收税补贴家用。

于是当时几大市舶司便不再禁止外商来华，国内海商也趁机浑水摸鱼。

由此私人海贸在半公开的进行，海禁基本废弛。

到了嘉靖皇帝，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跟文官集团斗气，强行申严海禁。关闭了广州市舶司之外的所有港口，禁止海民出海，销毁违禁大船，禁止私自贸易。他将朱元璋那套又搬了出来。

可是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让人尝到了甜头，已经形成的浙闽粤海商集团怎么可能轻易就范？

而且那些西洋商人也不可能放弃大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所以嘉靖皇帝的措施遭到明里暗里不少的反弹。

嘉靖年间，任两广巡抚的林富曾在奏疏中说：“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

这说明，来自市舶司的收入，在广东财政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于公于私，嘉靖皇帝都得罪了不少人。

断人财路有如杀人父母。那人家就要反抗了。

这种铤而走险发展到极致，就是海商们走向了联合，出现了以王直、徐海、叶宗满等人为首的武装海商集团。

嘉靖年间所谓的“倭寇”，大多是这些亦商亦盗的大明人。他们有正经生意时就做生意，闲了时就摇身一变当海盗。

走私猖獗，大小海船隔三岔五而至，皆满载海外货物。因为无法立即销售，辄赊沿海商家。久之，奸商相欺，拖欠货款不啻千万，被海商逼急了，则投身贵官家以避祸。海商久候不得，狗急跳墙，时有劫掠发生。

贵官家辄出危言胁迫地方官员，发兵伐之。海商大恨，盘踞岛中，勾结海上生计困迫的亡命之徒，时时劫掠沿海诸郡。

至有衣冠失职书生，颇为向导，于是王直、徐海、陈东、叶麻之徒，皆我华人，却金冠龙衮，称王海岛

当时又正遇到日奔处于战国时代，那边在国内混不下去的鬼子，按照二百年来的传统，纷纷跑到大明来当海盗。

于是便如滚雪球一般，许多因禁海而生计艰难大明海商，因禁海而破产回不了国的西洋南洋商人，纷纷加入海盗队伍，成为声势浩大的“倭寇”其总规模已经达到了上千艘船、七八万人之多。

事实上，十之七八的倭寇都是“假倭”，除了一部分原来便是海盗的，大部分是无法经商的海商和依附海商的流民。

而且倭寇都是打工人，大明人才是老板。

你不准贸易，我便走私，完了还要公开抢掠，抢了便跑，你又能奈我何？

有本事来打我啊？你又打不过。

边事失策，国势衰微，权奸掣肘，赂贿公行，终于酿成了这场“倭寇乱江南”的严重边患。同时也撕破了大明这个外强中干的虎皮。被人家几十个海盗打到了南京城下。

对于海禁与“倭患”的关系，当时之人如王世懋说：“商货之不通者，海寇之所以不息也货贩无路，终岁海中为寇，何能已也？”

只要海禁还在，人们不能自由贸易，海寇就会一直存在，不会休止。

嘉靖嗝屁之后，他儿子朱载坖上台。

穆宗隆庆皇帝即位后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废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此后大明虽然对海外私人贸易仍然有诸多限制，但毕竟朝廷正式承认了私人贸易的合法性，使得海贸得以迅速发展。

而那时又正值欧洲新大陆的发现，西葡两国将从美洲获得白银大多用来购买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等奢侈品。

从隆庆开关到明亡，全世界的白银约有三分之二通过各种贸易渠道流入中国，极大促进了明朝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明初对朝贡船只的不征税，到成化、弘治年间的部分抽分，以至嘉靖、万历时期对于广东、福建沿海商船的百分之十征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明在海洋政策上的缓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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