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明朝中后期，所谓的海禁政策在很多地方名存实亡。

万历年间沈德符说：“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

晚明时期，朝廷的海禁政策有过多次变化，时禁时弛，但随着海禁的弊端和开海的好处日益显露，打开国门可谓大势所趋。

天启、崇祯年间明代东南沿海先后经历了葡萄芽、荷蓝人入侵、郑芝龙、刘香等大小海盗纵横海上等事件，海洋秩序一度混乱不堪。

鉴于此，明朝廷曾多次下令沿海海禁。但随着海洋秩序的恢复，不断有人上书提议取消海禁政策。

崇祯年间，泉州民众上书：“为今之计，莫若弛禁开洋，给引通商，庶可戢其敝而获安仓。”

他们建议朝廷彻底放松海禁，给海商发放许可证，如此一来，既能改善老百姓民生，又可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

崇祯三年十二月一日，兵部尚书梁廷栋上书朝廷，请求“稍宽海禁，给引出洋，使十余万众皆得有所衣食。”

崇祯皇帝接到奏疏后下令“海禁之开，利害孰胜，仍令抚按酌妥以闻。”

也就是让大家商议商议这个事情可不可行。

皇帝开口，负责此事的兵部立即将梁廷栋奏疏、皇帝旨意以及兵部意见转发给福建巡抚熊文灿，巡按罗元宾。

福建巡抚熊文灿接到兵部公文的时间大概在崇祯四年正月，若干天后的正月二十八日，熊文灿正式将兵部公文以及自己的意见下达给了按察使司。

随后巡按御史罗元宾也将兵部的命令下达给了按察使司经历司。

按察使司接到上级公文后，立即将公文转发给“兵、海、守巡各道”。要求各道议妥后答复。

然而就在地方官员探讨放开海禁事宜之时，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崇祯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兵科给事中魏呈润上疏提出六条建议，其中有一条为“酌洋饷以通商”。

不同于十七天前对梁廷栋奏疏的批复，崇祯皇帝针对魏呈润关于开海的建议却指示道：“严保甲与开洋禁是否并行无碍？该部从长酌覆。”

由于魏呈润奏疏内第五条建议“酌洋饷以通商”事关户部，应该由户部对此作出议覆。

对此，户部在崇祯四年正月十八日做出回应。先是指出通商确实利民利国，但是由于近年来海上势力纷杂，而且朝廷还刚刚申明“严保甲以重比闾之讥察”，如果现在“开洋禁”，很有可能导致奸人作乱，勾结外夷。

所以户部在经过商讨后认为现在不宜彻底解除海禁。

得到户部的回应之后，崇祯皇帝于正月二十一日下旨：“开洋通商事宜，该部既称不便，着照常禁饬。该衙门知道。”

他要求沿海继续维持海禁。

接到皇帝批示后，户部立马将旨意下达给福建巡抚、巡按。

福建巡抚大概在崇祯四年三月接到户部下令维持海禁的公文，并立即将此命令下达给福建地方官员。

这下，福建地方官员傻眼了。

前头针对兵部尚书梁廷栋关于崇祯三年十二月一日宽海禁的奏疏，地方刚刚讨论完。而讨论结果是认为开海通商有利于地方，并决定取消海禁，允许出洋贸易。一切程序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之中。

可是现在地方意见尚未来得及汇报给朝廷，却突然之间接到了朝廷继续维持海禁的一纸公文。

福建地方官员做为既得利益者，自然倾向于开海，所以他们经过商讨，向上汇报：

1、取消海禁，允许出洋通商。

2、针对皇上担心的“严保甲与开洋禁是否并行无碍”，建议今后地方海防官员选择上，必须推选精明能干的甲科官员。以保证开洋之后的地方海洋秩序。

福建地方官员的意见经由福建巡抚熊文灿、福建巡按罗元宾汇总后，分别上疏报给了朝廷。

而崇祯皇帝在收到信后于四年七月初九对奏疏做出批示：“抚、按官身在地方，自当熟筹利害。据奏，海禁不妨许开，是否长便，着该部谘议详确具奏。海防官遴选甲科如议行，该衙门知道。”

崇祯还算开明，他知道沿海地方官肯定比朝廷中枢那帮人更懂开放海禁的利弊，让他们再研究研究。

根据皇帝旨意，在崇祯四年八月，兵部官员针对海禁一事做出如下建议：

1、开海通商有利于地方，应听从福建地方建议放开海禁、允许通商。

2、地方官员应严格管理通商船只，出洋船只归海澄、月港管理，严禁私贩违禁物品，严格禁止商船通倭。

此时前前后后已经过去了8个月。而当时上疏的兵部尚书梁廷栋早已下台，转由熊明遇接替了他的工作。

至此，关于福建海禁一事，只能说兵部是阶段性完成了任务。因为在崇祯四年八月的奏疏上奏后，还需要皇帝对兵部提出的意见做出批示。

在得到崇祯的批示之后，兵部则会将命令再次下达给地方，整个事件才算最终得到解决。

但由于缺少之后的史料，对于这项公文的流传情况也只能分析至此了。

以上除了说明海禁放开问题，还能看出崇祯年间的公文处理程序。和后世的公文处理程序几乎完全一致，甚至还有文件落实“回头看”，差距无非就是因条件限制行文传递效率慢一些而已。

历史的车辙痕迹大体上就没有更替过。

从目前留下的最后奏疏来看，崇祯皇帝已经允许开海，但仍然要求兵部对此事做出详细的讨论制定方案。而兵部也给出了开海的若干方案，只是缺少有关兵部方案呈递给皇上后，崇祯的意见是什么的史料。

最后的实际情况，大概还是不了了之了。

因为崇祯皇帝焦头烂额，西北有陕西农民军蜂起，东北有建奴虎视眈眈，最主要南边的海盗以及洋人都在捣乱。

要再过几年，到郑芝龙剿灭刘香之后，才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外围环境来支撑开海禁。

崇祯十二年，又有给事中傅元初请开洋禁。

不过那时已经晚了。

后续自然是“国姓爷”郑成功他爹郑芝龙仗着熊文灿撑腰，兼并东南海盗，建立起官盗一家的海贸秩序，肥了沿海官场和郑家势力。

“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尾大不掉。大明朝廷此时已无力控制海疆，对此无可奈何。

当李自成带着万把人在怀庆府称王称霸的时候，人家郑芝龙经营的武装海商集团麾下已经有各色人种高达十万人的军力，拥有超过两千艘大、小船只，成为南洋世界的强权人物。

就算大顺能五六年推翻大明，人家郑芝龙那时才三十来岁，年富力强，势力强横，当然不会投降。李自成肯定还要跟郑芝龙展开长期海战。

任重道远。

所以，李自成不惜付出很大的代价，也要拉拢几个洋鬼子给他培训海军后备力量。

论真正的海战，以及对海洋的认识，大明那些海盗海商还差的远，所以不找洋鬼子不行。况且李自成暂时又没法跟国内海盗拉上交情。

夸克穷和马阳纯被大统领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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