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的原因，是宋英宗时代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官员了。考出来的人员太多的话没地方安插。

再一个，朝廷乃至衙门组织管理能力跟不上，难以应付一年一度的大型科举考试。

比如明朝成化至嘉靖这段时间，全国有生员25万至35万人，后来最多时有50万人参加考试。

而且考举人的乡试在省里考，古代交通不发达，基本凭双脚走路，所以需要提前几个月就上路。会试在京城考，也需要提前几个月上路。

对考生来说，赶考途中非常辛苦，风雨兼程，疾病侵扰，各种艰难苦痛够你受的。另外，科举赶考花费巨大，像贾雨村那样行至中途盘缠用尽的人多得是。

所以，一般的考生也忍受不了一年一考的折腾，三年一考倒是可以。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对于考生那样可太浪费时间了。耽误了多少大好年华。

对于大顺来说，正是用人之际，来多少秀才、举人都能消化掉。李自成不会嫌人多。

至于赶考路途，大顺的秀才们只需要去本府参加考试就行了，几天的路程而已。

如果是经济好的县，设立了高中，那就只在本地考试都行。考举人也同样，免去了奔波之苦，所以每年考一次也不算负担。顶多到了京城入大学之前再加试一回防止地方作弊。

李自成道：“观大明科举，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考中了进士，他们的才华自然不用怀疑。可他们对地方事务能有多少了解？如何能做好地方官？还不是任由胥吏摆布？好一些的也不过是劝勉百姓安于农桑，再修条水渠万事大吉。”

宋应星叹道：“是啊，腐儒实在见多了。要说科举还有《四书五经》供学习，如何做官却没有任何参考，就那么把人派出去了。很多知县对庶务一窍不通，如何做得好父母官？”

李自成又介绍说，大顺治下，衙门人员全部公开招考，只要有秀才身份就可以参与选拔。当然，若想升迁，肯定是功名越高机会越大。

而且，知县是总管一县之事，让他去审案不合适。也不能让一个学历史的去指导农业上的事情。

专业上的事情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去做。

李自成顺便又说了一下县里衙门的架构，宋应星不由皱起眉头。

“大统领，恕我直言，若依此，一县之内要有多少吃皇粮的人员？太多了吧？”

“宋先生所虑切中要害。我是这么想的……”

正如顾炎武说的那样：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这个很有些道理。

像大明的县衙门这样，官员三四个，然后靠一群贱民身份的“小吏”去治理几万人的县，能把政务搞好才怪。

而且那样看似朝廷养的官少付出的俸禄少，可是因为下面的吏役吃拿卡要徇私舞弊，实际上对小民的盘剥更众。

李自成一贯对官僚体制非常的崇拜。

他坚决认为，后世之所以能做到古代社会、传统社会所不能达到的强大的社会控制力、执行力，关键就是建立了庞大的官僚集团。

也许会有些人浮于事的情况，但总的来说，利大于弊。

一个县里的任何事情都能找出专人负责，可比历朝历代粗放的管理强多了。

而且从管理学的角度讲，其实从秦朝起就开始总结出经验了。

秦朝四十个郡可以直管，但汉朝一百郡就只能在郡上面分派出机构州部。

其实就是下级分多了不好管了，一个上级机构对应四十个下级机构是极限。

所以，一个朝廷里仅有六部，县里仅有六房远远不够，根本不能发挥出应有的全部管理作用。

大顺的县下属衙门可以分出二十几个，而且因为当前人口少，这样知县管理起来仍然游刃有余。

知县老爷是掌总的，他不用去具体的操心审案子，不用掺和到治安、农业、城防等等琐事中去。那些都有专人负责。

这样的管理效率高多了。

简单说，想让“皇权下乡”，就是要大幅度增加“吃皇粮”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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