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他的《出师表》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这其实是不公平的。

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皇帝、宦官、外戚、士族都有责任，老百姓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诸葛亮把锅都甩给了桓帝和灵帝，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真要为汉朝的衰败找一个罪魁祸首，那不该是桓帝和灵帝，而是大将军梁冀。

梁冀字伯卓，安定郡乌氏县人，大将军梁商之子。

此人在位时横行无忌，做了很多违法的勾当，连皇帝都看不过去，说他是“跋扈将军”。梁冀怀恨在心，竟然把这个年仅八岁的孩子毒死了！

当时太后打算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十五岁的征蠡吾侯刘志，后者也同意了这门亲事，梁冀就想让刘志当皇帝。如此一来，皇后和太后都是他妹妹，梁家的地位就更稳固了。

然而，以太尉李固为首的朝臣们不同意这件事，他们想拥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刘蒜。双方在朝堂上对线一天，打了个平手。最后只好暂时休会，下次再议。

中常侍曹腾看准了这个机会，到梁冀府上拜访他。于是梁冀便问他觉得谁做皇帝合适，想借此试探一下宦官的态度。

曹腾说：“清河王清正严明，如果他登上皇位，将军就要大祸临头了，不如拥立蠡吾侯，可保富贵。”

在外戚和宦官的支持下，刘志成为了诸葛亮叹息痛恨的桓帝。

桓帝本来只是一个闲散王爷，没有人教他怎么治国，他自己恐怕也没有做皇帝的规划。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联手把这个人推上皇位，显然是没安好心。

如此看来，诸葛亮说他们是“小人”也没错。

不过，当时的所有人都小看了桓帝。他在位二十一年，隐忍了十三年，并在暗中拉拢了一批宦官和朝臣。

延熹二年，梁皇后去世，外戚和内廷的联系断了。梁冀担心宫中有变，就让中黄门张恽去打探消息，结果他一进宫就被黄门令具瑗收押了。

打掉梁冀的眼线后，桓帝立即升殿，揭露了梁冀的罪行，命令尚书令尹勋持节率尚书左、右丞与尚书郎等人持兵仗守卫宫省，并在第一时间把所有可以调动军队的符节收回了宫中。如此一来，梁冀就是想造反也不可能成功了。

收回兵权后，桓帝让具瑗带上左右两厢的厩驺、虎贲、羽林军、都候敛戟士等一千多人，在司隶校尉张彪的指挥下包围了梁府。

梁冀自知无法幸免，于是和妻子孙寿一起自杀了。桓帝下令，尽收梁氏、孙氏宗族亲戚，不论男女老幼，格杀勿论。

煊赫一时的外戚梁氏灭亡了，因此被牵连杀害的两千石大员就有数十人，其余门生故吏也遭了秧，三百多人被罢免，朝廷都空了。

桓帝查抄梁家的财产，变卖后得到了三十个亿。他并没有把这笔巨款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是充入国库，并且昭告天下，说这些钱都是梁家搜刮的民脂民膏，现在应该还给老百姓。他用这个名义减免了全天下一半的税赋。还把梁冀的园林打开，让无家可归的穷人们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云飞从《后汉书》中得知了这件事，当时他的感想只有两个字：绝了！

以前学校教《出师表》的时候，云飞就在课堂上提出过疑问：“桓帝真的是个昏君吗？如果是那样，他的谥号为什么和齐桓公一样？”

教书的先生把他骂了一顿，叫他用心做阅读理解，不要胡思乱想。

离开学校后，云飞读了二十四史，然后就觉得语文课本有问题，容易把学生的思想带歪，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的。

如果要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那就应该在出师表后面加上《后汉书》中的“孝桓帝纪”和“梁统列传”。让学生全面了解那段历史，在对比中审视诸葛亮和范晔的言论，进而产生自己的判断。

《谥法》有云：“克敌服远曰桓。”

汉桓帝确实配得上这个谥号。

诛灭梁冀后，宦官单超、左倌、徐璜、具瑗、唐衡五个人因谋诛梁冀有功，俱被封侯，世称“五侯”。

这些人都不是通过正规途径获得权力的，他们并没有与之匹配的才能，人品也不怎么样。他们的亲戚在地方上当官，不是横征暴敛就是鱼肉百姓。

皇帝的打手，一得到权力就变成了国家的蛀虫，他们行使权力的出发点是敛财和装X，而不是“治国平天下”。东汉的衰败乃至崩坏，这些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宦官及其爪牙越来越过分，朝中的大臣们终于看不下去了。

延熹八年，司隶校尉韩演上奏，说左倌的兄弟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桓帝下令彻查此事，结果那兄弟两都畏罪自杀了。

韩演又奏具瑗兄具恭贪污罪，桓帝下令征诣廷尉。具瑷比较识相，交还了东武侯印绶，自己向桓帝请罪，被贬为都乡侯，回家养老去了。

延熹九年，南阳太守成晋逮捕了与宦官过从甚密的当地富商张汜。这时桓帝宣布大赦，成晋应该把张汜放了。可他竟然无视国家的政策，硬是把张汜杀了。

与此同时，汝南太守刘质逮捕了小黄门赵津，这人也是不顾赦令，先将赵津拷打至死，然后才上报朝廷。

虽然张汜和赵津确实犯了罪，但是两位太守的做法也有问题。从本质上说，他们其实是打着正义的旗号践踏法律，用一种损伤国本的方式打击宦官。

在桓帝看来，这是地方官员公然与中央对抗，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下令逮捕成晋、刘质，按律处斩。

士人们并没有就此屈服，反而向宦官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

当时李膺已经成为了士人的领袖，他处死了蓄意在大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而宦官集团则是让张成的弟子上书，控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士族和宦官的矛盾彻底爆发。

史书上说桓帝听信了宦官的一面之词，下令逮捕“党人”。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抓人，进一步动摇了法律的威信。

在云飞看来，这更像是桓帝在敲打那些不老实的读书人，宦官只是提供了一个借口罢了。而且他们说李膺等人结党营私也没错，士人们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是在匡扶正义，却不知道破坏规则的正义对国家危害更大。

李膺被抓后，有二百多人受到了牵连。这位“天下模楷”很有斗争经验，在狱中牵连出大量的宦官子弟。太监们吓破了胆，于是向桓帝进言，说该大赦天下了。

桓帝也觉得敲打到这就差不多了，于是便下诏释放党人。但仍对其实施终生禁锢，并且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案，终生不得录用，这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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