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过去，刘旭安然无恙，王主簿亲自把他接回长安，同时向京兆府上了一封牒文，详细介绍了种牛痘的方法，闭口不提其他。京兆府的回复也很快，给一个嘉奖公文，300贯奖金，同时把种痘法发往宫里和长安周边。

京兆府和长安县选择不闻不问，其他地方就不同了。首先是得月楼的说书人，开始给大家介绍种痘法，接着又说起刘旭的摊丁入亩和保甲法，赞叹刘先生大才，这个办法要真施行，咱们黎民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公卿大臣也不安宁，大都看过策论，都不吭声，这就是一个烫手山芋，还是扔到一旁好，让它自然冷却，被人遗忘，谁要端上来谁倒霉。

但是国子监那帮书生可就不一样了，摊丁入亩和保甲法，这可是长治久安、利国利民的百年大计啊，点出了历史朝代更迭的原因，给出了解决办法，同时又可以彻底根除豪门世家这颗毒瘤。

大唐官学号称“六学二馆”，六学是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隶属国子监，二馆指的是弘文馆、崇文馆。

学校的差别，与学生资荫(即父祖官爵)身份有关。弘文馆、崇文馆大多招收皇族勋戚子弟。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其中律学为司法、书学为书法、算学为数学。

各馆、学学生人数也有规定，弘文、崇文两馆置生徒数十名，国子学300人，太学500人，四门学1300人，律学50人，书学、算学均30人。

除了两馆及国子监诸学，唐代中央设置的学校还有医学、天文学、兽医学等。其他，唐代还有技工教育，如镂细学4年，车辂器乐学3年，冠冕弁帻学9个月等。

国子监还招收了很多留学生，来自波斯、天竺、斯里兰卡、越南、日本、朝鲜、韩国等多个国家，他们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了解了大唐，纷纷通过政府委派或自费或商人赞助的方式，来到长安的太学等高等学府学习唐朝，这些人里不乏异邦的一些王子、贵族。这些人对于传播大唐的文化和影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留学生们看着大唐学生议论纷纷，群情激昂，都到祭酒那里去，这是干啥？想造反？大家都纳闷，吃饱了撑得？大唐的民众是最幸福的，你们还不满意？过了不久，令狐德棻祭酒送学生们出来，吩咐道：“你们写一份策论，和刘旭的策论一起交给我，我帮你们送达圣听。”学生们这才陆续散去。

令狐德棻叹了口气，腹诽不已，你一个布衣操哪门子心，搞出这个东西来，好了，老夫也躲不过了。这帮愣头青不知轻重，嚷着要上玄武门请愿，这把刀子就是冲着你们家来的！到时候你们家人哭都没眼泪了。

“*******，岂因祸福趋避之。”祭酒默念道，这句话说得真不赖。

长安城风云涌动，始作俑者唐志躲在庄园开始规划办学招生，搞经济需要大量的有政治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块不能放松。现在庄园有学生54名，唐志的徒弟们大概42名，这样就有两个班，他准备以这些人作骨干，培养出一批教师出来。

唐志已经跟康有义商量，由公司出钱办一个职业学校，咱们这里不培养做官的人，只培养经济管理人才，以后公司的发展全靠这些孩子了。康老板现在对唐志言听计从，马上筹集1000贯钱作为启动资金，准备建一所可以容纳1000人的学校。

因为要大搞基建，唐志和康老板合资建砖瓦厂和水泥厂，因为没有碎石机，现在的砖瓦和水泥都很贵，蒸汽机造出来之前别想便宜了。青砖的烧制工艺复杂，能耗高，产量小，成本高，难以实现自动化和机械化大规模生产。

这90多名学生现在是唐志重点培养的对象，食宿免费，拼音、算术、音乐课巧云作老师，地理、历史、美术由唐志亲自上课。唐志把后世的语文教材和古代蒙学教材拿出来。现在唐志有点感激前世的填鸭式教育了，各门功课都学，基础打得非常牢固。

古代蒙学读物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等，对于这些蒙学陈先生非常感兴趣，叹为观止，对于拼音更是赞不绝口。要知道在此之前，都是使用汉字为载体，采用直音、反切等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即使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隋代陆法言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汉字韵读规范的书，叫做《切韵》。因为考试只考押韵，读古人的诗文也只是注意押韵现象，所以在读书人那里，不那么重视声母。声母的研究起于唐代和尚读经，他们是天才的翻译家，要把大量的梵文（古印度语）佛经翻译为汉语，就认真的逐字审察、分析音节，“悟”出了汉语原来有三十个声母，后来又增加六个。

汉语拼音起源于明朝末年的西方传教士，他们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到了民国的时候，因为中国落后挨打，很多的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失去信心，全盘否认，有人建议取消汉字，而用拉丁字母拼读，很容易学习。

35年12月，蔡元培、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联名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民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

当时的知识精英层都对于中国的现状非常不满，都想快速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都想尽快发展科学技术，于是这个看似荒谬的建议在当时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一时间汉字岌岌可危，好像不用拉丁文取代汉字，中华复兴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