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唐志的思路也打开了：“首先我们要避开朝廷那帮大臣，那帮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工商业的蔑视，特别是境外的贸易，全部交给你们外国人，真是愚蠢透顶了，让你们这些家伙大发横财！”

唐志此时眼中也没有康叔，说话毫不客气，康有义倒是毫不在意，嘿嘿直乐。

“糖、酒这两件货物的利润有多大，你我都很清楚，如果我们把它们垄断了，说富可敌国也毫不为过。而且还牵扯到其他行业，酿酒需要粮食，甘蔗需要种植基地，运输需要交通工具，咱们还可以销售到国外。撬动这么大一份产业，需要的除了资金，还有人脉，只要朝廷在其中一个环节卡我们一下，咱们就玩不转。所以除了把皇上拉进来，还要把那些勋爵大臣拉进来，谁敢动我们，就是跟这些人做对，不用咱们动手，他们就会一拥而上把这人撕碎。”

嘶……康有义倒吸一口冷气，跟皇上和王公大臣合伙做生意，咱们商会也没玩到这个境界，不过看起来很有搞头的样子。

“还有啊，”唐志越说越来劲，“咱们可以把朝廷完全避开，南方岭南道不是有很多荒地吗？咱们可以组织人来开垦，生产出来的粮食和甘蔗自产自销，不用耗费朝廷的一滴粮食，也不用朝廷出一分钱。而且咱们可以造大海船，走海路到天竺、大食、狮子国，长安昂贵的香料都是从南海采撷来的，通过天竺到你们手上再到长安，搞得像黄金一般贵重，咱们直接从海上弄过来，可以赚多少钱！”

“什么？你说香料都是从南海来的？”康有义惊呆了，他知道的香料都是从天竺到中亚，再转道大唐。如果是从南海过来的，那么印度也是二道贩子。

“也不全是，南海大部分都有。比如可以食用的胡椒、柠檬、豆蔻、孜然，除了这些，还有檀香、沉香，都是从海上运来的。”

香料在唐代是极其贵重的奢侈品，因为胡椒的使用大大地改善了食物尤其是肉食的味道。从嗅觉角度讲，胡椒的气味可以促进食欲；在味觉上，胡椒用于食物中，可以去除腥膻之类的味道并且调制出浓味的肉类羹肴；而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导致香料极其珍贵。

大唐三百年，第一贪官非三朝老臣元载莫属，他经历玄宗、肃宗、代宗三代，后因贪污被抄家。当抄家官员给唐代宗汇报抄家结果时，戴总听到无数金银绸缎和奇珍异宝都没有动容，听到元载家藏有800石胡椒时，登时大怒，下令处死元载。

尽管中国本地的香料和其他土产的质量都非常优异，但是来自异国他乡的奇香，尤其树脂和树脂胶——檀香、沉香、婆罗洲龙脑香和广藿香，安息香与苏合香，以及乳香与没药等等——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是相当可观的。虽然传到唐朝的这些贵重的香料出产于世界各地，但是它们中绝大多数都是由海船通过南中国海运来的

源源不断的香料船，使广州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之一，而扬州的香料贸易则仅次于广州。唐朝上层社会的男男女女都生活在香云缭绕的环境之中。他们的身上散发着香味，浴缸中加了香料，而衣服上则挂着香囊。庭院住宅内，幽香扑鼻；公堂衙门里，芳香袭人；至于庙宇寺观，就更是香烟袅袅、香气弥漫的所在了。唐朝的贵族阶层在使用香料方面毫无节制，唐朝奢靡之风盛行，木匠和家具匠往往直接使用木质香材檀香木和紫檀木营作各类器具。

不过唐志的香水属于植物精油，和这些市面上的香料不同，属于独门暗器，不过要把蒸馏器交出去，这些香水的制作方法也同样保不住。

“搞海运你们的朝廷可能不会同意，广州的那些大海商都是波斯人和星月人把持。没有朝廷公文你们出不了海。看起来还得我们昭武人来干这个活。”康有义冷笑道。

唐志泄了气，这倒是事实。很多人以为大唐开放包容，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唐的开放的真相是“外面的能进来，里面的难出去，进来了休想走”的开放。

在后世的考试中，经常有这样的历史考题：古代中国历史上，哪个王朝对外最开放自信？

“大唐！”这是最标准的答案。除了历史教材，大众文化也乐于强调唐代的开放和洋气，如《妖猫传》里的首都长安，多元包容，市民动辄与世界各国友人济济一堂大联欢，俨然公元18世纪的纽约。

不过大唐有两个著名的偷渡客，一个是玄奘，一个是鉴真，他们都是没有经过政府允许出境的，玄奘法师因为在印度名声大振，被免予刑罚，鉴真法师则客死他乡。

在开国初年，唐朝廷便抛出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外籍人士来华定居，此外，唐代政权和高等院校也对外籍人士开放。像国子监这种朝廷最高学府，平时只收文武三品以上的高干子弟，平民子弟都无入学资格，但大门却对外国贵族子弟敞开。外国人在唐代为官为将的也比比皆是，有些甚至成为朝廷心腹。

唐朝统治集团脱胎于民族大融合的北朝，对胡人较少偏见，敢于大胆吸收各国优秀人才加入政权，对胡文化也有一些特殊癖好。但胡人的文化影响大多停留在音乐、舞蹈、服饰、饮食等文化表层，对伦理道德，思想方式的影响有限。

唐朝政府鼓励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在边境指定了不少政府控制的交易场所。开放期间，官吏莅临监督，交易价格甚至都先由官府出面与蕃人商量好。比如粟特驼队穿越大漠，大食商人漂洋过海，都在互市里交易。而唐朝商人能做的，只是携带货品在官方口岸等待外商到来，官府的严苛律令，让他们几乎不可能合法踏出国门，也就是说，除非公派使节，大唐商人不允许跨出国门。

真正的对外开放，应该是双向的，除了把外国人引进来，也要允许本国人走出去，尤其是自由贸易。遗憾的是，允许本国普通居民走出国门的制度，在唐代从未出现过。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对外贸易被外国商人垄断。

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说法，玄奘当年出国取经之所以要选择偷渡，是因朝廷“禁约百姓不许出蕃”。唐初政局不稳，戒严边关还算事出有因。但随着局势安定，出关禁令非但没有废弛，反而有所强化。

到唐高宗年间，朝廷已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边关制度，随时准备对私自出关的刁民施以铁拳。如《唐律疏议·卫禁律》即规定：非因公出差不得出境，若大胆翻越国境，处二年徒刑；期间与外人交易，罪加一等；交易涉及兵器，绞刑；与外国人通婚，流放二千里。即使是唐朝官吏因公出使外国，未经批准夹带私货，一经发现，也要以盗窃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