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经济凋敝的唐朝初年,朝廷采取过某些鼓励措施,但其对工商业的制度性歧视与历朝历代并无本质区别。贞观年间,唐太宗即对心腹房玄龄说:工商从业者属于“杂色支流”,让他们发财可以,但不能给官做,更不能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直接杜绝了工商业者参政的可能。
到了唐高宗年间,对商人的制度性歧视变本加厉,“禁工商不得乘马”,对服装材质、颜色和居住环境也多有限制。
唐玄宗开元末年修成《大唐六典》一书,明确划分了士农工商四等人的界限,其中“工商”有着专门的世袭户籍,轻易不得改易,形同贱民。
在重农抑商的儒学士大夫眼里,舍弃农业生产而操持商贾之利,本就属于舍本求末的恶行,出境贸易更增加人口流失和勾结外国的风险,危害国家安全,当然不可能在制度上开这种口子。
到了武则天时期,对于这些外国商人的政策也变得更加严厉。根据敦煌遗书《唐开元户部格残卷》的记载,唐垂拱元年(685 年)八月,朝廷曾下达敕令:“诸蕃商胡若有驼逐,任于内地兴易,不得入蕃。仍令边州关津镇戍严加捉捕。”
这条敕令清晰表明,朝廷原则上可以同意外国商队在外交使团外直接来内地贸易,但一定要付出代价:来了就算自愿归化大唐,“不得入蕃”,再也不准回归故土。
到了公元8世纪的唐玄宗时代,唐朝对安西四镇周边的控制终于加强。天宝二年(公元 743 年)的一条敕令严厉宣布,西域各国“虽托以求利,终交通外藩……自今以后,一切禁绝。”粟特胡商及外国百姓,自此再也不能随意跨境贸易。这也是大唐闭关锁国的开始。
大唐的所谓开放包容,其实和我大清的闭关自守没有什么区别。很多人看了乾隆皇帝写给英国国王的回信内容,都高呼:“大清不亡天理何在!”问题是乾隆老爷这一套东西都是哪里来的?不都是因为接受了华夏儒家、道家的文化传承,一脉相承的吗?从大秦王朝到宋明元清,都是这样过来的,但是最后的黑锅让我大清来背,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这种轻视工商业的意识形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文化可以找到渊源。而古代西方文明干好相反,他们对于工商业特别重视,他们很多的学者都热衷于新工具的发明创造。
华夏文明最大的问题就是儒家、道家、包括佛家不仅不鼓励,不支持技术开发,连不反对技术都做不到。越到后期,就越是鄙视技术,很少看见有其他文明的朝廷或学派像中国的官员那样鄙视技术(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算是个例外,因此中世纪理所当然地成为黑暗时代,但说得明白些,基督教是仇视科学,而不是鄙视技术)。由于儒家掌握了中国的政权和文化权,因此这种鄙视遂成为扼杀高技术的凶手。
其实春秋时期的管仲是非常开明的,他兼重法教,礼法兼容,君臣无论贵贱皆从法,以法治国,四民平等,宽刑省晋,重视工商业,文化开放,到了战国时期齐国成为百家争鸣策源地,谡下学宫更是成为百家之本。齐国五都临淄,莒,即墨到汉朝中期仍然巨于长安,商业发达,人民殷富。只是其他的诸子百家大多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
到了中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对于科学技术就是不屑一顾。道士发明的火药和一些草药配方也是炼丹的一些副产品。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昔日孔老夫子去见老子时,老子和他讲:“掊击尔智”,就是叫他把世智辨聪取消打倒,心中空荡荡地一无所有,毫无所住,才能悟道。道家崇尚自然,反对对自然的任何形式的征服,认为人的生活方式越原始越好。
《老子》:“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庄子·天地》还具体讲了在汉阴那个地方有一个不用人们常用的机械汲水工具,在井边挖一个邪的隧道,抱着瓦罐汲水浇园,“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当子贡对此表示疑问时,他还讲出一大堆玄理。“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容;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道家如此,儒家又怎样呢?《礼记》:“作奇技奇器淫巧以疑惑众者,杀。”
孔子说:“君子不器”。作为君子,不能囿于一技之长,而当志于道,就要从万象纷呈的世界里边,去悟到那个众人以下所不能把握的冥冥天道,从而以一贯之。在孔子看来,只有悟道,特别是修到天道与本心为一,才有驾驭各种复杂事件的能力,才能担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
《论语》:“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在孔子看来,搞技术的都是小人,大人物都是搞仁义的,好像只要行仁政,好像什么事都可以搞掂。
到了孟子这里就来个“五十里而王。”50里地行仁政就可以称王。那不扯淡吗?你50十里地行仁政,你是君子,是圣人,老百姓都往你这里跑,显得我们这些大国之君都是小人、昏君,那留着你干嘛?早早把你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