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宋词形成于民间，登不上大雅之堂，和郭大侠的相声一样属于低俗的民间歌曲，属于反三俗的对象。其实那有什么高雅艺术？都是从下里巴人的低俗音乐中出来的。诗经里的“关关鸠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雅不雅？其实是人家乡下阿哥阿妹唱的山歌，被文人采风、编纂成了现在这幅模样。朱熹经过考证说“淑女”是洽川的美女太姒，君子是周文王，这首诗说的是当年周文王与太姒订情的事。有比这更不要脸的吗？周文王一个官二代跑到野地里看小鸟发情，而且对面刚好有个美女太姒？别扯了。

在震旦，一种新生事物想要流传开来必须知识精英参与进来，没有东晋南北朝玄学的兴起，知识分子争相解读佛经，佛教也不会在东土大流行，甚至压过了道教。

宋词也是这样，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填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

律诗、宋词拿出来还是不够，唐志问吴老：“吴老先生，依您的看法我们该怎么办呢？”

吴老见唐志问起自己，迟疑了一下，“我们要想重新振作起来，按照老的套路来还是不够，其实当时安老板的想法还是不错的，把西域的一些歌舞，杂耍、戏曲搬到舞台上来，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只是就这样生搬硬**上来效果不好，人家都不买账。”

听吴老这样说，四娘不高兴了，“什么叫想法不错，我们这里是青楼，表演的是歌舞，你弄一些杂技，歌舞戏，把舞台搞得七零八乱，像个街市一般，谁愿意来？”

唐志听到这里，眼睛一亮，“等等，你们说现在就有歌舞戏了？”

歌舞戏是后世戏曲的前生，具体来说，歌舞戏是以故事情节为主，由演员装扮成人物，用歌唱或说白并辅之以表情动作，以表现一定的故事情节与人物的文艺节目。歌舞戏虽然是歌、舞、戏三者的结合，但在表演的时候舞蹈成分居多，同时还会杂有一些古老的角抵戏和杂戏的形式。

“有啊，不过不多。”吴老答道，“《兰陵王入阵曲》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

吴老给唐志解释：《兰陵王入阵曲》起源于北齐，盛行于唐朝的假面舞蹈。兰陵王名叫高长恭，北齐人，是一个勇猛善战、能与军士同甘共苦的将领，但他长相非常漂亮秀丽，好像女人一样。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外貌不够威武，在上阵杀敌时不能给敌人以威慑作用。于是命人给他刻了一个凶狠丑恶的假面具，每当他打仗时就戴上面具。

他的军士为了歌颂他的战斗业绩，编制了《兰陵王入阵曲》。后由歌曲发展而成了歌舞戏，内容表现兰陵王戴面具征战的故事，表演带有格斗的成分，也略有汉代角抵戏的遗痕。表演时，表演者要穿紫色的服装，腰间束着金带，手执鞭，鞭就是软鼓锤，可能要表现击鼓进军作战的意思。舞蹈部分主要是指挥击刺的作战动作，以表现兰陵王作战时的英姿。《兰陵王》在唐朝流传很广，宫廷宴会时经常演出以助兴。

自汉朝以来的长篇叙事诗和民间故事给了戏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比如《孔雀东南飞》、《花木兰》，还有《孟姜女》、《梁祝》等等，但是要把它们全部搬上舞台就没这么简单了，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你要从中提取出精华来。有很多作曲家到少数民族的群落里采风，那里山民唱的曲子都很简单，来来去去就这么几句。作曲家把其中的元素提炼出来演绎加工，就成了脍炙人口的民歌经典了。可以说安老板的想法不错，只是他的力量有限，演绎不了。

渐渐唐志脑袋里形成一条思路，把今后的发展方向确定下来，“这样吧，我们今后就以歌舞戏为主，只有这样我们潇湘馆才有别人无法取代的优势。我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大唐有一对父女俩，父亲在莫高窟作画工，女人因为各种原因去了西域，见识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当然还有歌舞，若干年之后她回到大唐。”

唐志说的这个故事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舞台剧《丝路花雨》，那可是享誉全球的歌舞剧，也是中国的一张名片，故事发生在唐代，正好应景。这个时候可不敢把后世的戏剧原封不动地搬上来，人家也是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传承，观众都是慢慢培养出来的。不过歌舞剧好点，舞台剧更容易为大唐的观众接受。

吴老频频点头，四娘不干了：“这怎么行，这套路安老板试过了，此路不通。再说了，涉及到这么多的人物、故事，服装、道具还有演员的训练，这可不是一时半花儿能准备好的，至少得一年时间。”

这倒是个问题，潇湘馆的开销这么大，养了这么多的人，如果还要招人，服装，道具都是很大一笔开销。

吴老道：“其实当时安老板也准备了一些西域的服装，我们这里也培养了一批小娘子、小郎君，再说我们和西域的百戏班子也有来往，需要的时候问他们要人也不是不可以。”其实这些百戏班子本来就是安老板招揽过来的，只是潇湘馆盘出去之后，他们生活没有着落。又回到街头演戏去了。

四娘见吴老拆台，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个死老头非得要上歌舞戏，这是嫌死的不够快！四娘看了唐志一眼，“唉，你是大东家，随便你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