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和冯晶告诉我初六上班，我真的初五晚上赶回北京，感觉真是太爽了，出站口没有拥挤的人群，只有稀稀拉拉的人，出站口的检票员也漫不经心的站着，还打着哈欠，和平时如临大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地铁里也难得的安静，在一节车厢中我不停的换着座位，地铁车窗外风景其实都是一样的，长长的隧道，隔一段点着几盏明亮的灯，总体上还是黑暗的，我换座位当然不是为了看风景，只是感受一下没有那么多人的快乐。我从火车站一直换到西直门，也没把车里空座换完。到公交车上我又继续自己的玩耍，车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怀疑我脑子出了问题，我也不管，只是一个座位坐半分钟就换下一个座位，结果还把我累够呛。下车要经过一个过街天桥，才能到我家那边，我趴在过街天桥上向下边看了半天，几乎没有私家车，都是公交车和出租车。北京的空气虽然谈不上好，但因为禁止放烟花爆竹，空气中少了老家的硝烟味，反而很清爽。到家想到今天是初五，应该吃破五饺子，正好冰箱里还冻着一袋之前我包的饺子，我在厨房里开始煮饺子。整个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回来，虽然别的屋我都进不去，但感觉整个房子都属于我，我洗澡可以爱洗多久洗多久，不用考虑外面是否有人上厕所，洗完澡我可以披着浴巾出来，不用怕“露点”，反正也没人看见。进我的屋睡觉连门都不用关，电视想开多大声开多大声，想放什么歌放什么歌，不像平时想听什么歌还得考虑别人是不是爱听，得带上耳机默默的听，一首歌想听多少遍听多少遍，循环播放还跟着唱。平时我当然不敢，我唱歌跑调自己是知道的，自己喜欢的歌一首一首大声跟着唱，像在KTV里一样。

第二天我去单位，冯晶和李欣竟然都没上班，我都要气疯了，他们把我忽悠来了，单位总共也就来十个人，还都是晃一圈就走了。还好丰哥哥在，我把所有负面情绪都像倒垃圾一样，向丰哥哥倾诉，丰哥哥像一辆垃圾车一样全部接收，然后开始劝我，当然是用他的“阳光心态”。丰哥哥大概劝了我两个小时，我心绪平静一些了，虽然这样，我还是下午三点不到就回家了，回家路上公交车依旧没有人，路上也没什么人。真好，我在323公交车上又把车上空位换一遍，晃晃荡荡在海淀黄庄南走回家。路上，我的脚步比平时慢很多很多，似乎来北京的这段时间，头一次我会慢慢走路，想着到菜市场买点菜回家做，结果菜市场没开门，要初十才开。街上店铺也都没开门，好像整个北京停止了。想买菜就去超市吧，没有了讨价还价的事，似乎冷冰冰的，买菜也少了很多乐趣，完全是公事公办，扫码、付钱，拎着东西出超市，我竟然非常失望。想到苏和应该很早回北京，给他打个电话，令我失望的是苏和还在老家，要初八才到北京。回了家依旧是我一个人，突然间我非常想念大鸟，甚至想她如果在身边，我会和她说什么，还一个人扮演自己和大鸟一问一答的对话，吃完晚饭，我说：“去，大鸟，刷碗去！”然后又说：“我不去，我感冒了，你自己刷碗去。”之后磨蹭一会刷碗去了。

刘峰打电话来说：“我爸爸发了两张庙会招待券，和我一起逛庙会去呀！”我当然开心的同意了。庙会里有很多老北京特色，比如：“毛猴”、也有很多各地特色，“杨柳青年画”、“惠山泥娃娃”、“面人”、“鸡毛掸子”，还有南方少数民族那种比较粗犷的挂饰，都价格不菲，我和刘峰当然都买不起，只是一人沾了一串冰糖葫芦吃，顶上有草莓的要贵一些，我们买一串带草莓的和一串普通山楂的，刘峰和我说：“姐，你把上面草莓吃了吧！”我很感动，却没有推迟，毫不犹豫的笑纳了。

现在春节刚过，天气还是很寒冷，我们依旧穿着羽绒服，前面的戏台上有两个人在说相声。相声这种艺术形式不适合在这里表演，没有谁会在这么冷的天站在那里把整段相声听完，没有连贯性，相声的“包袱”就不逗人了，倒不如杂技翻跟头、打把式更容易吸引庙会上的观众。我想起了小时候逛庙会，是大年初一义县大佛寺庙会，也和这一样露天的戏台，天也这样冷，听天气预报说有零下十五度呢。戏台上唱的是一出武戏，内容我自然是听不懂，只是后来在大佛寺外面，我看到扮演武生那个人，在买煎饼果子，摘了头套，头发上汗都已结成了冰。就和今天一样，那两个说相声的小伙竟然穿着大褂，台下人来人往，十分喧闹，如果按平时看，极不尊重演员，但如果放到庙会上来看，人们的表现却很正常，庙会就应该是这样的气氛，反而是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放在这里很不合时宜。想到小时候大冬天头上结冰的演员，今天说相声的两个人，我自己突然情绪低落，细心的刘峰发现了我情绪的变化，问我：“姐，你怎么了？”我感伤的说：“都是为了生活呀。”刘峰不以为然笑笑说：“不至于，你想多了。”我说：“你是北京人当然体会不到生活的压力。”刘峰有些不高兴了，说：“你别总北京人北京人的，北京人就不需要活着么，北京人就像神仙一样，念咒就能生活吗？北京人也要赚钱养家呀！”刘峰说这话时语速明显快了，本来黝黑的脸上变红了，配上他的脸型，正宗的猪腰子脸，逛庙会在并不十分快乐的气氛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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