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越来越近了，但是想过寒假必须要过考试的“坎儿”！樊小义说学前班的时候没有考过试，这也是他第一次考试。因为班里面坐不下，又没有空余教室，老师让我们在院子里考试。大家都把板凳摆得整整齐齐，前后左右大约有一米的距离，我们都蹲在板凳前，而板凳用来放试卷答题。这时候离过年还有十多天，北风嗖嗖的刮着，天空中的太阳若隐若现，我们的小手冻得通红，连圆珠笔都不配合，还要哈几口气才能写出字，铅笔以及杨军华的那支钢笔写得倒也算顺畅。试题是老师自己出的，试卷也是老师自己印的。那个时候，学校没有打印机，没有电脑，当然连电也没有。老师需要在一张A4纸上做出试卷草稿，然后誊抄在一张印刷专用蜡纸上，再放在油印机里，抹上油墨，向下使劲压，试卷就这样印刷出来了。时间太久，记不清了，过程大概如此吧。当试卷发到我们手里的时候，还有一股汽油味，有的字迹还未干，我们做完整个试卷，手上甚至衣服上都蹭了很多油墨，且这种油墨还难以洗掉。

在回家的路上，樊小义说考试题如何如何的难，自己都没有把握答对。考试完之后，基本算是放假了，就等三天去拿通知书了。拿通知书，就是要听老师宣布放假时间和期末考试结果，考试成绩好的可以拿到一张奖状和通知书，考试不好的就只能拿着通知书回家，通知书上写着放假和开学日期、考试成绩，还有在校表现。“在校表现”也都不真实，大多都是老师们胡写的，有一点避重就轻的感觉，如果学习不好，上面就会写思想道德方面的，如果两方面都不好，上面就会写“该生勤劳”。总之，老师肯定要找到学生的“闪光点”！

樊小义期末考试成绩不错，获得了第一名，程丽珍是第三名，我和杨军华、樊鹏程、张大成属于只拿通知书回家的那种学生。樊小义的奖状上清楚地写到“樊小义同学，在我校一年级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获得了第一名。特发此状，以资鼓励”，时间是农历放假那一天，即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樊小义把那张奖状卷成一卷，避免有一丝褶皱，也不放在书包里，就用手拿着，这次远比带着“夜读灯”去学校的时候自豪、自负、嚣张多了，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手舞足蹈地讲考试题如何如何简单。那时候，我打死他的心都有！

樊小义的父亲樊爱民看到了儿子得了奖状，笑得合不拢嘴，见人就夸：“俺孩得了第一名，全班第一名，比俺上学的时候强多了。”紧接着就故作谦虚地说，“俺也不要求俺孩有多大出息，将来只要不像俺学剃头就行，要是能考上‘商品粮’就更好了，要实在考不上，比俺强一点就行。”

豆腐杨听到了这话，就只能在旁边应和，回家之后就把杨军华大骂一顿：“连这么好的钢笔都舍得给你买，你就不能争口气！”

樊爱民把奖状用图钉整整齐齐、板板正正地钉在堂屋后墙的右侧，而位居最中间是主席像。边钉边说：“改天我去供销社买个镜框，把奖状装在镜框会更好看。”

从那以后，凡是去过樊小义家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年轻人还是老人、熟人还是陌生人，樊爱民都会指着那张奖状让他们看。几年之后，樊爱民除了会说一些故作谦虚的话，奖状的事就不再提了，因为已经习惯了。樊小义每年都会获得两张奖状，是我们学校有名的奖状“专业户”，他家主席像的右侧已经贴满了奖状！在樊爱民看来，这孩子得奖状已经不稀奇了，如果没有得，那才叫稀奇！只是樊小义仍然没有变，考试结束后还会跟我们说考试如何如何的难，自己都没有把握答对，但在拿通知书那天总能获得奖状，他依然把奖状卷成一卷，依然不放在书包里，依然自豪、自负和嚣张，在回家的路上依然会手舞足蹈地说考试题如何如何简单。程丽珍虽然没有得过第一名，但总是前五名之内，也总是能获得一张奖状。而我、杨军华、樊鹏程和张大成成绩一直很稳定，从来没有得到过那张承载荣誉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