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腊月二十一，大雪纷飞。

由于恶劣的天气，最近几天的朝会都免了。圣旨已下，大年初一在重新修建成的皇极门举行正旦大朝会，在京官衙已经要进入过年节奏。

大家都等着今天的御前燕朝定下今年京官们的勤职奖廉银。

乾清宫内，中间是大大的炭盆。殿门关得紧紧的，免得寒风透进来。

孔尚贤隐隐明白自己为什么被召来参加这个会议，他对面坐着的是宁远侯，仿佛就为了与他对应而坐在那里。

而那边也仅有一个勋武。

三个内阁大学士和九卿，则是分成两排面北而坐，人人身前还有个小案桌，其上有一个个的小册子。

户部尚书陈蕖在禀奏。

“眼下腊月数目虽然尚未呈报，大体已经可估得泰昌元年税银……”

这正是一场年终的御前财政会议。

去年先定下的是今年从市舶、钞关和商税上开源，这种开源无非清查得更严格一些。

这稍微一严格，就已经见到了喜人的成果。

“这么说，八大钞关多收了二十万两，近乎倍增了。”朱常洛问道，“关银倍增，南北货按理会涨价一些，但朕并未得报。大天官，莫不是钞关上下如今清廉了不少？”

李戴讪讪说道：“吏部屡屡行文，应当是有成效的。”

孔尚贤低着头：年初京城粮价那一事之后，谁又敢在京城再肆意涨价？

秦永泰是说了的，如今总体上与此前的成本相差无几，也算过得去。关银多交的，无非打点相应降了一些。

“朕这里倒也有昌明号的一本账，此前各地税监也有呈奏。”朱常洛说道，“都是朝堂重臣，不必收着商议。从万历二十七年的三十四万余两到五十五万余两，成效虽然可喜，但远远不是正数。难处，仍是吏治。”

李戴和陈蕖都不说话，王锡爵则说道：“诚如陛下所言！有些民商过钞关，该交税银十只给一，十之三四则打点上下，瞒报漏检。这些地方实情既然都是清楚的，可见如今也只是虚应其事。即便多交上了一点税，民商至少仍省了五成关银，焉敢胡乱涨价？”

如果以大概三十五万两为基准，以马堂所招供的临清钞关潜规则为例，那么大明这八大钞关的总税银不说一定能收上十倍来，四五倍是该有的。

毕竟也不是人人都有足够门路，或者拿得出足够多的银子孝敬。地方上也是看人下菜的，利益丰厚的大商，才能打动一些官吏冒着风险帮助他们偷逃。

朱常洛看了看孔尚贤，又看了看李戴和陈蕖：“钞关主事都是户部派的，若是公务确实多，可以增设一个专门的钞关清吏司，并于各钞关增些八九品经历照磨。他们是外派京官，勤职奖廉银自然也与成效挂钩。”

“……臣领旨。”

两人明白了，皇帝满意，但只满意了一点点。

八大钞关的开源目标，只怕是要以年入百万余两为基础的，现在还远远不够。至于勤职奖廉银能不能填饱钞关官吏的胃口、照实课税怎么让商人们不大肆涨价，那就是后面的工作了。

“月港既重开，今年番舶抽分虽过了十万两，与运河相比却相差太大。”朱常洛又说道，“海商出海凶险，朕知道。但实情是不是如此，等昌明遮洋行自朝鲜往来有了依据，若是相差颇大，那也别怪朕言之不预了。泰昌二年，要正告诸市舶司和月港。”

最后一项的坐店商税增长幅度才是最大的。

之前讨论财计，朱常洛以万历二十七年的数据为例，泰昌元年预估将入账的坐店商税从十五万多两一举增加到了四十二万两，将近三倍。

但朱常洛知道这是为什么，只是没有点破。

从各地呈来的原始数据之中，朱常洛已经让人做过统计分析。

人口众多、商业繁华的大城市从那些开了固定商铺的商人手上收来的商税，其增长幅度还远低于人口少一些的府县。

这只能说明一点：掠之于商已经在进行，而且主要是掠之于小商。

大城市里面的大商人们，背后的力量更强。地方都是懂得做数据的，也知道朝廷一般只看总体数据。

“再加上遮洋总改制的收入，江南大案的赃罚，今年田赋之外的实银岁入多出来了百万余两。”朱常洛摆了摆手，“京官们的勤职奖廉银，照准便是，明日便可发放。”

“臣等谢陛下隆恩。”

这是要一起离席行个礼的。

“将来地方存留的归地方，但该解朝廷的，也不是如今这个数目。”朱常洛让他们坐回去之后继续说道，“盐课等今年都还没动，盐引有多乱也无需朕明言。都理顺了之后，国库每年能有五六百万两岁入也不是不可能。卿等也希望朝廷财计宽裕一些吧？三殿三门如今只重修了皇极门，没到库中存银数百万两，三大殿是别想重修起来了。”

每年的盐课收入都是百万余两，但按照南京户部每年印出去的盐引数量平均下来计算，大明真实的盐课收入是应该也有四五倍的。

但这么多年就是很固定的百万余两。

现在一方面江右程家就被查出来在贩卖私盐，另一方面三大殿又确实没钱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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