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合于二”是理性思维的根基之处，而“分于三”是人性思维的开源思想？

为什么“合于二”是封建理教思想方法的，是儒家思想理性思维的根基之处？而“分于三”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出处，又是西方哲学人性思维的开源思想？

因为“合”就是“阖”，就是关门闭户，封关自守之意。“分”就是“開”，开启门户，开放发展之意。

东方人讲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讲究一团和气，和气生财。西方人讲分则清明，合则混沌讲究责任清晰，分担明确。

因此，“合”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根基，是封建理学思想方法的出处，是理性思维的理论基础。“分”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哲学的出处，也是资本主义的开源思想，也是人性思维的理论依据。

中国人合伙做生意能合作成功的很少，能坚持到底的更是凤毛麟角。而西方人做生意非常喜欢做合伙生意，并且能够长期持久，合作愉快，少有争端。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合”与“分”。做生意讲究开放性思维，打开大门放开手脚，你才能迎来商贾，才有人与你贸易。合是封闭的开端，关门做生意，成功在几何？而分则是开放思想的，打开大门迎客人，自然是客户迎门，商机无限。并且合还是混淆不清的开始，而分则是清晰明确的开端。

合伙做生意讲究竟的是什么？做生意搞经济讲究的就是事事要公开透明，帐帐要清晰明确。如果你用“合”的思想方法来做合伙生意，不说你关起门来做生意，单说你合而为一，混淆不清就无法把生意做到底。因为你没有清晰明确的往来帐目，投资开始时没有明确责任范围，经营时进出不分，帐目不全，利益分配时自然就无法达成共识，最后是你怀疑他得到的利益多，他认为你拿走了大部分利润，最终是一混盆，散伙了事。

而西方人为什么喜欢合伙做生意，西方人从航海贸易中得出结论，一个人的财力是有限的，如果把有限的资金合作起来就能积少成多，来干大事情。有这种想法就要有清晰明确的责任主体，投资越多责任就越重，利益分配也就得到的越多这一切都要从“分”开始，合作前有分量清晰的投资比例，合作中有分类明确的往来清单，合作后有分配明细的利益界定。这样的合作机制能不成功吗？

而中国人做合伙生意恰恰相反，事前责任主体不明确，讲究一团和气事中往来帐目不清晰，讲究和气生财事后分配利益不明白，讲究面子工程。这样的合作机制能成功吗？大家想想看中国人是不是这样做事情的。

所以说“合”是守护封建思想的罪魁祸首，而“分”则是开启资本主义逐利思想的开山鼻祖。这就是“合于二”而成就封建王朝，“分于三”则开启资本主义国度的根本原因。

从这里你就能理解，发展经济必须用“分于三”的思想，你用“合于二”的思想发展经济只能回到十三世纪起伏不定的时代，而无法实现强大优越的。帝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来源于“分于三”的思想，涵盖资本主义、扩张主义、分产主义、自由意志主义、保守主义、客观主义、无政府主义、排外主义与民粹主义等等思想内容，含有浓厚的霸权性思维，没有三分思想就无法形成资本主义、扩张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民粹主义思想，没有这些思想就不可能成就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何来，帝国主义必须站在资本扩张之上，否则就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古代只有秦汉、唐与清朝早期可以称作帝国时代，但是由于封闭思想的根深蒂固而无法达成资本主义思想的后续延伸。

因此上说，人类为了文明发展而产生的思想方法才是人类改造世界，创造时代的金钥匙，思想方法是产生社会制度的思想源泉，没有合理先进的思想，何来文明进步的社会制度。

华夏文明由于受黄河流域生存条件的限制，以农耕社会为主，思想方法自然以稳定型，封闭型，自给自足型发展，思想方法向保守化发展，所以重视理性判断，选择自然标准，以物质条件为生存价值，价值取向单一，重点关注农业发展，保障自给自足，但是这种生存环境受自然变化的影响较大，环境变化往往左右政治生态，政治的稳定又会影响到民生经济的发展。由于农耕社会对自然的依赖程度很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很大，这就非常容易给封闭的生存结构构成巨大打击，一次次因自然灾害，以及人为因素引发的暴动，起义，又是造成王朝统治改朝换代的根源。古代中国朝代更迭反复的原因就在于地理环境决定了下层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变化。

然而，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国家，由于人们起源思想来源于贸易，属于外向型思维，因此自然规律并不能左右持有哲学思想的人群，哲学原理起源于改造自然，向自然世界要供给，所以持有哲学思想的人群是不畏惧自然灾害的，也不向自然灾害低头的人群，所以你会看到西方人凡是发起反皇运动都是围绕着改造现有政治体系发起的妀良运动。而不是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起义运动。但是生活在大河流域的农耕民族则恰恰相反，大河流域的农耕民族由于受自然生态的影响较大，每一次因自然灾害引发的暴动，反皇起义都是以生存下来为目的的，要么入山林，要么当游匪，要么被招安，要么被新生封建力量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

人民内部矛盾又是引发外部势力觊觎的诱因，这也是思想方法左右人类意志的铁证。

黑格尔认为“人们往往把任性也叫做自由，但是任性只是非理性的自由，人性的选择和自决都不是出于意志的理性，而是出于偶然的动机以及这种动机对感性外在世界的依赖。”“存在就是合理”nnssnrnsn，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两句话意义深远，这里的思想含义基本代表了西方人的思想观念，这是人脱离了低级趣味，摆脱了动物性之后，将灵魂升华到人类文明的价值观之后才能有的观点认识。不要单纯的理性的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这两句话告诉我们，自由不是任性，自由不是理性的直观思维，也不是动物性的直接的偶然的后果，更不是顺其自然的感性动机，也不是积怨良久后聚忿间的冲动，而是客观的动机决定偶然的感觉，选择与放弃感性的直观世界，客观的现实存在就有其合理存在的真正价值与现实意义。

自由的第一条件是自律，而非任性，任性的代价往往是身陷囹圄。

人类之所以能够是人类，就在于人类有超越其他动物性的高等智慧，人是脱离了低级趣味，摆脱了单纯以物质追求为目的而具备精神境界的物种，因此人不可以以理性的直观思维来追求动物性的共享结构，以期以分享物质条件的平等主义。来实现原始的共享目的。用激发出来的冲动去平抑长期积累的怨恨，聚集动物性的冲动冲击现有体制，以颠覆为目的的利用偶发事件，感性的冲击现实存在，而不切实际实现原始的理性世界，是不切实际的，这一切可以从绿林起义，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得到印证，原始冲动下得到的是民不聊生的地狱世界，既没有得到理想国的共享生活，也没有实现革义救国的理想世界，反倒是灭亡了无数民众，让民众在其一人的任性下辙覆裂变之殷。

黑格尔哲学“存在就是合理”nnssnrnsn的这句话高度集中了西方哲学思想的精髓，将哲学原理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不要低估了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给西方人带来的影响无法用文字表达，其价值深远，西方人少有颠覆性造反的起义的运动就来源于西方人对这句话的理解，这句话将人的感观思维上升到人性思维的高度，让人感受到现实存在的价值意义，让人感受到人的存在发展已经脱离了原始的动物性，摆脱了顺其自然的原始性，摒弃了道德标准的原始理性，让人真正意识到作为人存在的价值所在，让人感受到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与不确定性，让人接受现实存在，进而产生改造现实存在的思想，来改变现实。而不是颠覆现实，与将现实存在砸碎砸烂，彻底推翻现有世界，去创造全新的世界。

这就是人类是否脱离理性升华到人性的差距，更是从动物性升华到人性的差距，这也是顺其自然与改造自然之间的差距。

人类文明自产生思想方法之始就是以发展社会，保障民生为目的的意识取向，部落的建立与国家的产生准确的说来源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国家不是物质性的，国家是民众理念的高度集中，民众只有在“国家”这一意识形态下才能确保安全存在，才能有人的尊严，才能获得人的人格、自由与价值。同样道理，国家同时也会给每一位治下的民众以灵魂的寄托，每一个人的灵魂与精神依附于国家意志之下，才能凝聚起强大的力量来推动民族精神的自立自强，确保国家威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不受外部侵犯。

而非理性的人认为的那样，“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的物质性思想。理性出于感性的原因，原始的依赖物质共享来寻找强大的力量，以保障自我的物质需要，而唾弃灵魂与精神的国家寄托。通俗地说就是理性的人并不认同灵魂与精神可以依附于部落长老或国家领袖，而将自己依托于部落或国家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均等的物质需要。这就是一个民族少有排外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原因，在没有精神寄托的状态下，每一个人都在意向依靠强大的部落力量，或国家力量来确保其自身的权益。而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却是在灵魂与精神寄托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才激发出来的，被激发出来的情绪都是围绕着一个信念而主张的，那就是利益至上主义，这一切都是灵魂与精神寄托于部落长老或国家领袖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你否定灵魂与精神存在，又何来民族进取、民族精神呢？

所以在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社会里，民众只看到了物质需求，而不在乎精神存在。这就明确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接踵而至的就是藐视人的存在，不尊重生命存在，泯灭人性存在的后果。

人性的产生正是基于人有高于其他动物性而存在意识形态的结果，且人的灵魂与精神可以凝聚在一起寄托于一个部落或国家之上，进而产生可以凝聚的团结力量。人性之所以最终占上理性的台阶就在于人是有意识、意志、理念、灵魂与精神的人，人为了某一意向可以凝聚起精神力量向一个既定目标进发，而摒弃以物质为条件的理性需求的感观世界，这就是人为什么是人的原因。

同样道理，部落或国家作为人民意志的聚集地，部落或国家意志就是确保民众生存安全的安全保障。从这一点来说，部落或国家仍然是意志的象征，而非物质的集散之地。

所以说民众的生存才是政治进程的发展之本，不能保障民生的部落或国家没有发展出路，不能保障民众精神与灵魂寄托的部落或国家没有民族、民主、民生思想，不能保障民族、民主、民生的政治生态早晚会被时代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