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通过以上章节的探讨，我们了解到为什么中国传统理学就成了必死的学问。

在“格物知致”的倡导下“究天理，明人伦”，置物质基础在前，置精神灵魂在后，但是由于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不认同灵魂、精神的存在，因此，中国传统理学也就只剩下“物质基础在前”的学问了，“精神灵魂在后”也由于持无神论而已经不复存在了，也就只剩下“绝对物质”的学问了。

没有了精神与灵魂的中国传统理学，自然“明人伦”也就只是说说而已了。

由此可见，黑格尔对中国传统理学的总结是正确的，黑格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就是原始的理性，产生宇宙，主宰宇宙，就象精神支配身体那样。”

什么是“原始的理性”？当中国人看到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之后，十人有九人都会愤慨，不服气，甚至是骂娘，原因是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原始的理性”。

那么什么是“原始的理性”呢？原始的理性简单的说就是人类对世界最原始的认识，也就是人类对事物最初的看法，就是人类用两眼看世界得到的第一认识。

我举个例子，如一个女人生孩子，当你看到一个女人生了孩子后，你就会得到了一个初始的认识，认为女人有生孩子的天赋本能，当你看到第二个，第三个女人也会生孩子后，于是你就会得出一个固定结论，就是凡是女人就会生孩子，然后你把这个现象记录下来，并作出规律性的结论，固执地认定是女人就会生孩子。

但是当你看第四女人不会生孩子时，你就会认为这个女人不正常，打破了常规，于是在这里你会打个记号，原来女人中还有不会生孩子的，那么什么样的女人不会生孩子呢？在什么情况下不会生孩子呢？于是你在一百人中、一千个人中、一万个人中寻找规律性，得出规律参数，然后记录下，供后来人作参考，以便以后的人们解决类似的问题。这就是“原始的理性”。

现代人类进步了，时代不同了，但是“原始的理性”却无处不在，如你想找到治疗疾病的方法，你就会去排查同类病症患者前期生活规律性的东西，通过众多规律性的逻辑概念，记录下通则性的规律，以提供给其他医生作参考。

又如，你想造一个大飞机，怎么造呢？这就需要用“原始的理性”来解决问题了，找到已有的经验记录，找到前人总结的规律性文件，我们做一个汇总，设计出一个在别人经验基础之上的大飞机，这种方法即有效，又快捷，并且可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立竿见影，快速高效，因此，人们会心悦诚服的接受这种思想方法，并欣然应用到实际行动中去。

这就是“原始的理性”，也是“原始的理性”广泛得到应用的原因。

中国人是最善于利用“原始的理性”的人群，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周易就是最具“原始的理性”“绝对物质”的文化产品。所以周易教化下的儿孙们都是“原始的理性”的杰出应用者，心中饱含“绝对物质”的理性思维。

从这里你就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热衷于仿制品了，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抄袭别人的作品了，凡是持“原始的理性”思维的人，都善于总结别人的经验，喜欢利用别人的成果，因为这样做非常快捷，非常有效，且立竿见影，可以高效快速的达成预期目标，这样好用的“理性”思维方法为什么不用呢？所以大家都在用了。

为什么在这章开篇要说这些话？

这仍然是在辨证哲学的定义。很多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西方一再声称中国没有哲学，一提到这个问题就会激起中国人的愤慨，难道你们的文化里有“哲学”，我们的文化里就没有“哲学”吗？

这里我们就要问了，哲学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呢？

“哲学”说到底还是“人类伦理关系学”也叫“人类人伦智慧学”，也可以说是“人类爱心与智慧学”。

为什么要把“哲学”定义为“人类伦理关系学”或“人类人伦智慧学”，因为，哲学首先是人类学，仅限研究人类“爱心”与“智慧”的学问。如果你的学问超出这一范围，或缺少其中一部分内容，那么你就不是哲学，你只能是另一种学问。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是没有哲学思想的国家。

因为中国传统理学是将物质绝对置于事物发展前置条件的学问，并且否定精神、灵魂存在，如此以来中国传统理学就是缺乏精神、灵魂存在的学问，是“绝对物质”“绝对理性”的学问。

缺乏精神灵魂的学问，自然不能归于哲学的范围。

这样问题就很简单了，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受周易的影响，衍生出一系列的文化产品都是“绝对理性”的学说，自然与哲学风马牛不相及了。原因就是在理性思考的知识结构里缺乏“精神与灵魂”的感应世界，自然与“人类爱心与智慧学”就不相干了。

就中国传统理学而言，不管西方人认可不认可中国传统理学的文化价值，认同不认同是否是哲学，总之一句话中国传统理学的产生无疑为古代中国点亮了一盏思想指路明灯。

古人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古人用这句话来说明创立理学思想的人，如长夜里的灯光。

现在看来的确如此，古代中国如果没有孔子思想，封建王朝就需要摸索更长的时间来创立封建王朝的形而上的上层建筑，这个摸索过程势必影响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就不会有近二千年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

反过来说西方文明，“天不生苏格拉底，西方将万古如长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苏格拉底是“哲学”思想的创始人，古希腊文明发展到苏格拉底开始调整到一个全新的思想境界，为西方人设置了一个万古不灭的灯塔，指引着西方人向文明社会进发。

但是，为什么中国传统理学在经历了二千多年后却走上了绝路呢？现在回过头来看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思想方法的现代实用性。

既然我们传统理学的思想方法经历了千年不改的实际应用，为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发挥了历史作用，为什么最终却走到了尽头呢？

简单一句话缺少“灵魂”世界。

当一种文化缺少精神灵魂时，这种文化就是一种机械性的文化，轨道式文化，封闭式文化，这样的文化存在惯性，容易形成一边倒的文化氛围以及思想方法。

这种文化氛围形成的思想方法只关注事件的众所瞩目，不关心事件的内因变化。

比如上面的例子，大家都看到女人有生儿育女的能力，一旦出现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众所瞩目的不是这个女人为什么不能生育，而是众口一词的指责这个女人的缺陷，而加以禁忌，甚至是踢出人群。

这就是理性思维的简单性。

中国传统理学在上世纪初走完了其形而上的政治进程，但是理性思维方法并没有消失，反而是整个文明社会都在很广泛的应用这种思想方法，只是人们不能明确为方法论罢了。

由于理性思维是惯性思维，轨道式思维模式，操作简易便捷，因此在人群中被广泛应用。

当一种文化形成“绝对”状态时，缺失的必然是其对应的另一种物质。

正如当三观论发展到极端时，“绝对精神”占领你的全部思想空间，这时的你必然产生巨大的意识强流，开始充斥你全部的精神世界，并向一个空想的世界进发，生死不渝，勇往直前，根本不会去关心自己还是个物质存在，强大的精神气场完全充满了身心，大无畏的个人英雄主义便出现了。

同样道理，当你“绝对理性”“绝对物质”时，你同样置精神、灵魂于不顾，以“绝对物质”的状态投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之中，生死不顾，勇往直前，但是有一点与“绝对精神”不一样，“绝对精神”演绎出来都是个人英雄主义者，而“绝对理性”产生的都是集体英雄主义者，具有很强的团体性。

然而，由于“绝对理性”缺乏人性思维，所以“绝对理性”者又都是禁欲主义者，无私奉献是“绝对理性”标榜的理想目标。

又因为“绝对理性”者都是物质致上者，无私奉献的理想目标往往只是空洞的想象，根本无法达到，反过来造成持“绝对理性”者向反向目标前进，最终形成以“绝对占有”为目的的行为。

在持“绝对理性”者的人群中，现象是一种常态，有惯通力，往往无法消除，原因就在于左右摇摆是“绝对理性”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存在问题，后果产生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持“绝对理性”思想方法者要想摆脱这种窘境，只有将思想方法上升到“结于五”的界面，接受互为因果的制衡机制，这样才能避免左右摇摆的惯性思维。

因为在“结于五”的界面即有爱心世界，又有三棱锥立物原理，即是“合于二”的上结点，又是“分于三”的汇总之地。

在十种方法论中，“结于五”是对“起于一，合于二，分于三，成于四”的总结，在这里可以找到以上四种不同的思想方法，是前四种方法的集大成。

这里有“爱”的天地，有理性的世界，又有智慧的天堂，还有四季轮回的固定模式。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爱”。

爱是人类的基本行为反应，起自于心灵的精神感应。准确的说就是当人关注某一概念时，会出现精神集中现象，心理倾向会专注于某一事态的发展，向一个聚焦点倾心，形成“爱”的动态概念。

由于爱启蒙于心，因此在爱心世界是有灵魂与精神感应的，也可以这样说有爱心的才会认同灵魂与精神的存在，才能持有神思想。

由此可见，在无神论者的世界观里，爱心只是物质条件，是机制思维，只是一种固态的血肉而已。

这里是人类原始理性思维与人类后天人性思维的分水岭，也是人类文明程度的分界线，人类文明如果没有爱心世界，只能是“原始的理性，就象精神支配身体那样”属于机制的理性。

人类认识世界有十种方法，从理性思维出发就是“起于一，合于二”的思想方法，但是人是有思想的，有思维的，人类是高于其他物种而具备思维逻辑的动物，人类是智慧型动物，是高于动物之上的动物，所以人类的认知结构不能只局限于“起于一，合于二”，而应该向“分于三”之上发展，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有思想，有思想就比其他动物多了第三只眼，这个是人类为什么是人的原因，也是，是要求，更是分界线。

所以说人类的思想应该在“分于三”，从“爱”的天地开始人类文明的启航。

由于西方哲学的是“分于三”有“爱”的世界，因此，你会看到西方人凡事都界线清晰，经纬分明，影射到生活中，西方人凡事喜欢制，凡事讲究爱心行动。

但是，反过来看沿黄河流域的中国人，你会发现这里的人交融思想非常强烈，凡事混淆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影射到生活中你看沿黄河流域的人凡事喜欢混为一谈，借钱不知道还，只有借钱意识，没有还债思想，这里的人们还处在“原始的理性”中。

这就是“合”与“分”的区别，在“合”的世界观里，官僚主义非常严重，容易产生，因为在他的思想意识里，财富的来源是混淆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思想就认为你的财富就是我的，从民众中收取税款是正当合理的，这种思想就导致官商不清，官民不清，官法不清，一切混为一谈的行为事是人非。

但是，在“分”的思想世界观里，理性思维是得不到认可的。西方哲学把“理性思维”定义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初级阶段，属于自然需求的认知结构，归于原始的价值取向，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并没有上升到人性本应该到达的认知阶段。

苏格拉底的伟大就在于此，他把哲学与自然科学分离开来，因此而成就了专注于人类的学问，这里是人类文明的。而孔子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孔子的指路明灯只能是越照超黑，最终将人类引向歧途。

从中国学术语词标准上看，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理性思维”，什么是“人性思维”？这中间包括一些大知识分子，教授等等人士，在理解“理性思维”与“人性思维”上有本质的差异误读其实什么是理性思维，理性思维的定义范围只在置物质基础在前，置精神灵魂在后，以及否定精神灵魂的存在以“绝对物质”为条件的思维方式，就是“理性”思维方式。

而“人性思维”则反其道而行之，是置精神灵魂在前，置物质基础在后的思维方式。人性思维认定精神灵魂的存在，并以“绝对精神”为思维方法，客观的认识唯心世界，以第三人的角度观察其对应的人事问题，用第三只眼问题，用心思维是西方哲学的基本方法，也是“爱与智慧”的方法。

中国传统理学则不同，中国传统理学没能摆脱自然科学缚束，并且否定精神与灵魂的存在，以“绝对物质”为条件创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将物质条件置于绝对前置的垄断位置，践行中国式的理性思维方法，这就是中国传统儒道文化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不要幻想中国传统儒学的复兴了，必死的文化必有其必死的道理。

中国人如果不能把思想上升到“三观”的境界，仍旧两只眼看世界，最终导致的不只是文化的落后，更多是文明程度的进步。

中国人已经为理性思维吃尽了苦头。

如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三个人是条虫”“一人和尚有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等等社会人事现象。又如古代中国出现岳飞、文天祥似的英雄人物很多，但是你还能看到中国还多产吴三桂、汪精卫号的汉奸，为什么？

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是理性思维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很容易让人走向极端，很容易让人产生不左就右的思想，既而产生摇摆不定或不左就右的行为方式，所以你会看到袁崇焕从民族英雄到凌迟处死的结果，你也会看到洪秀全高呼着“天下为公”的基督教教义的平等思想，却践行着封建理学的皇统行为，同样你也看到洪承畴、曾国藩之类所谓的大儒们是如何帮主而杀戮平民的。

历史如镜，通照至理。

从历史进程不难看出中国人的理性思维为中国传统文明带来了福祉，也让中国人深受其苦。从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当一场战争即将暴发之前，必先寻找正当合理的理由为依托，借口“正义”的名义发动战争，或假借“神灵”的名义挑起事端，发动战争，这是持理性思维的人在“理”字的正义之下做出的无耐反应，并往往冠以“受尽压迫，奋起反抗”的头衔，高举正义大旗，起义反皇，却不理会在战争的铁蹄下人民的脊苦。

唐朝一次安史之乱可以致中原地区脊野千里，荒无人烟，几近人绝。

清朝洪秀全一人之乱，从战争开始到结束致使四亿中国人锐减至二点六亿人，创造了世界有历以来人类最大的自我灭绝战争，战争的破坏力超过欧洲人发动的一战、二战，造成因战争死亡人数超过一战、二战的总和，这才是绞肉机式的“正义”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正义”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