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北京意外将明朝收拢的历代文献、图书、典籍、礼器等全部截获，沈磊觉得自己在筹划第四步战略时只考虑了军事、经济、民生等问题，这文化方面有些忽略与疏失，于是在成立北京文史档案馆的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与法案。

这法案如文物保护法与书籍出版管理法等外，此时主要是以省为单位各成立一个文史档案馆，将当地各种收缴自王公贵族、土豪劣绅、原官府公产、私人捐献的历代文献、图书、典籍、瓷器古董等保管整理起来，并且先将重复的与其它档案馆交流收藏。

有条件则进行一些修补与孤本抄录工作，至于出版的事暂时不急，至少一开始先少量用活字印一些简本，高档的木刻、石印版缓一缓。

这样一来可以乘此时军事重压，将重要文物之类先归拢起来，等社会安定再将历史价值不大的东西投入市场，还有可以控制盗墓发生与混乱中损毁遗失。比如有重大意义的周口店猿人头骨就是在抗战转移途中遗失，后来再在周口店发掘已没有再有这样重大的发现。

不过此时有沈磊在，少了许多乱世破坏、损毁、遗失再没有满清对中华文化的摧残、阉割还有盗墓及无意识破坏，没作为、不保护的自然损坏。

还有虽然还不是急务，但沈磊此时还在备忘录上记下了甲骨文、敦煌石窟与藏书、龙门石窟、长城、科学考察发掘等内容，等有条件就开始着手办。

在文化保护上沈磊忙碌了一阵，但他不忘记收拾山西八大皇商。在沈磊辖下地区对商人一开始就不限制，只是早先根本没多少人的地区商人与商业都不可能发展，全由他成立的供销社一统天下、一包裹办了。

后来一些移民从餐饮、手工艺开始进入商业，沈磊还让银行优惠贷款。下南洋后他也没有打压南洋地区的商人与商业，只是限制了不正当经营、欺行霸市、资助敌对势力等行为。

至于在南洋仍然是他一家独大乃是移民由他组织的，不论运输能力、网络、资金、成本等别人根本无法比，这也是长袖善舞，资本大经商容易。

况且他是产供销齐全，不少项目是暴利，还担负一些社会责任。如一些移民点开始几年不挣钱，但他的商业系统不仅商品齐全，价格统一，不是一般商人能办到的。

在沈磊原台湾、南洋的情形如此，攻占辽东时对那里的商业不必客气，乃基本上全都是敌产，只有小商贩外全部没收了。加上人移送南洋不少，劳役、劳改不少，完全重建起来，本地商业没有什么商人参与。

此次京津战役占领的区域大，原来的商业系统完整。但大多数大商人不是与官员有牵连，而这些官员此时大多数又投降满清或义军，他们必然要遭到政府方面的刑事清算而不是沈磊商业方面的清算。

还有一些商人或有这样那样的罪行而遭到罚没、判刑，这些与沈磊的商业发展没有配合关系。其实就算是不触动他们，同样公平竞争沈磊这里也有规模优势、资本优势、成本优势。

当然此时因大部分大商人倒下新占领区的中小商人获得了发展空间，只是他们还有两大挑战，一是沈磊的商业系统快速开拓、建设、扩张，而且是受到护卫队保护的。

虽然这个商业系统实际上大部分是公家的，也就是国营的，也有沈磊为主私人合股的几个股份公司，但对新占领区的商人来说对方是一体的，还填补空白太快，让他们觉得好日子不多。

另外一个是这些商人觉得新政府下日子不好过，一是要交税了，二是粮食以平价供应，铁器、农具、盐、日用品等等都有低价供应，连贩私盐也做不成了。

当然护卫队来了银行的建立对商人是有利的，价格监督让一些商人叫苦社会安定、没有敲诈、交通道路大量修建与修缮对商业是有利的，但交税让他们心痛。

可不管商人对护卫队来后受到处罚，还是觉得经商环境改良，其他地方商人没有全体受到是否资敌调查，受到无差别调查的只有晋商。

之所以如此严厉乃是江南、沿海外贸主要是出口丝绸、茶叶、瓷器等农副业、手工业产品，进口换取的主要是银子、香料、玉石、日本的铜料、折扇、武士刀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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