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汉代直到魏晋的台省，与后世的尚书省不同，尚书仆射与诸尚书品秩相等，且诸尚书虽云分曹理事，其实职权相互交叉，很不明晰。好比后世的n，唯尚书令可比总理，仆射则是常务副总理，诸尚书都是副总理，虽然各有分管，却还并不能算是各部委的sn。

只有确定n以下，是各部委，各有其主官，职权才能明析，责任才能分明。

陈頵说的第三条，是：“兴文教，培育士人定考试，选用官吏。”前七个字是普天下全都是认同的善举，后七个字则符合陈延思个人的政治理想。

这所谓“三得”，句句搔在裴该的痒处，他不禁遍体通泰，若饮醇醪。但是随即就说到“三失”了，陈頵道：“第一失，重工商。”

当时普遍认为，农业是国家第一要务，工商则只是末业而已当然就社会发展水平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裴该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力，繁荣经济，奖励工商业，陈延思也认为并无不妥，但问题是你不能把工商放到跟农业齐平的位置上来啊！

主要就是裴该解除了一系列对商贾、工匠的禁令，甚至于工、商之家，也能出仕为官虽然就目前而言，多为小吏这使陈延思很难接受。

陈頵道：“工匠习末业，若诚能造器械，有利于农，加以奖掖，还则罢了。商贾逐利，不知仁义，是故历代皆限其服用、居宅，以使人咸知商为贱业，虽一时富有，但朝廷颁诏，顷刻间其家可破。

“今大司马除其禁令，使商贾皆能着绫罗、居广厦、食膏腴，甚至养宾客，则人必慕之，倘若皆风从为商，田土必荒，是大不利于国家也！”

这也是老生常谈了，裴该在解除禁令之前，便曾经跟裴嶷等人就这个问题辩论过很久，对此早有应对之策。于是他笑笑说：“卿言商贾逐利而不知仁，我以为未必。如郑之弦高，犒秦师而救国，彼乃不知仁义，且有害于国家么？”

陈頵反驳道：“败秽之中，偶有芝兰，不足为凭。”

裴该便道：“则若舍败秽而不顾，即生芝兰，其谁知之啊？我今唯用芝兰耳。”

陈頵说芝兰你当然可以用啊“既云考试不问门第，则可驰商贾之家不得为吏之禁，若有才俊，试之可用，即授品秩。唯其它旧禁，不可废弛。”

裴该正色道：“延思，譬若贫瘠之土，不可为农，唯生稗草，那我是一火焚之，使其抛荒好呢，还是任由稗草生长，可以偶获芝兰好呢？若其滋蔓，自当剪除，使不为害但若天然设限，过高者锄，恐怕芝兰永不会生啊。

“历朝所设禁令，是使富者不能贵，然而贵者独能富，卓氏、程郑，终不能与官商比类，由是遂生石崇”

市场就这么大，民间资本起不来，官僚资本就会进入，结果是催生出了石崇之类的官商，其对整个商业的破坏相当之大。

“如卓、程等，终不如石季伦石崇害国之甚也。且农耕之家，若止力田，不过小康，凡阡陌纵横者，莫不因侵吞起家。于彼等而无商贾之禁，人不以为贱，难道百姓都会仿效，去侵占他人田产不成么？”

封建时代，等级制度森严，是什么等级的人，就相应什么等级的衣食住行，否则便是逾制。不过对待大地主，却没有象对待商贾那样，有特殊的禁令颁布虽然也不能跟官吏等同就是了而且一般情况下，管理得也不严格。

裴该长篇大论，却貌似并没有说服陈頵，对方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二人当场辩论不休。旁边儿熊远瞧着大司马的脸色有点儿不大好看，不禁心急，赶紧找个机会插话，问陈頵道：“所言一失，亦已阐明，不知其二失为何啊？”你别揪这个问题不撒嘴啊，还是先说下一条吧。

裴该深知就工商业的问题，想要说服一个古代士人有多么困难，最关键他们毫无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那么既然皇帝与人民不平等，官吏与庶民不平等，则对于商贾更不平等一点儿，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么？于是他也就坡下驴，对陈頵说：“请言其二。”

人既然不打算就这个问题继续跟你辩论下去了，陈延思也就只好闭嘴。终究上下有别，他也还不到一较起劲儿就九牛拉不回的犟脾气实话说倘若脾气犟到那种程度，早在当小吏的时候就被人给偷偷宰了，不可能做到侍御史之职。

啥时候可以说话，啥时候应该闭嘴，对什么人要直言不讳，对什么人要兜兜圈子，这点政治智慧，陈延思还是有的。

于是竖指道：“其第二失，为民屯。”

按照陈頵的意思，就应该立刻分给百姓土地，编户齐民，开展生产。他对军屯是支持的，对民屯却意见多多，当下即将民屯的害处逐一道来。

裴该点头道：“我亦知之，不过权谋耳，比及三五岁，自当尽放屯户为国家编民。此际军用不足，不得以而为之罢了。”

当然还有一点他没说，那就是倘若直接任由流民返乡，很大可能性会在短期内就变成豪门的佃客甚至于奴婢江左方面就是最佳的例子所以才要先用民屯圈一阵子，培养他们互助的习惯和对官府的信赖，进而再利用民屯的盘剥，去资助他们种稳分给的田地。

对于这一条，两人根本就辩论不起来，于是熊远便问了：“其三失为何啊？”

陈頵乃道：“其三失，大司马行台制度，仿效朝廷，不知因何独无诤谏之职哪？”

裴该闻言，不禁沉吟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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