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年间，荆州刺史王睿为孙坚所杀，荆州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董卓当时任命刘表代王睿为荆州刺史，刘表在得到诏命后，立即马不停蹄来荆州赴任。

但当时荆州因为群龙无首，已经乱成了一锅乱麻。

荆州之内宗贼昌盛，在地方上划地自守，不服王命，成割据之实。

不仅如此，当时袁术占据南阳，尽得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自封为华容长，各自引兵作乱，混战不休。

当时刘表手下无一兵一卒，唯有一纸王命在手。

身边的许多好友劝他不要来荆州赴任，自寻死路，但刘表抱着为大汉安定南疆的梦想，毅然决然决定单骑入荆州。

在进入荆州之后，刘表寻到蒯良、蒯越、蔡瑁三人商议安定荆州的计策。

当时蒯良与蒯越各提了一个计策供刘表选择。

在听到蒯良与蒯越的计策之后，刘表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蒯越的计策。

并且当时刘表还对蒯良与蒯越的计策作出了不同的评价。

“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

异度之计，臼犯之谋也。”

这句评价是什么意思呢？

《吕氏春秋·孝行览》的《首时篇》中记载了一则故事。

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于城濮一地展开决战。

在那场战争中，晋文公问计于臼犯（即狐堰），狐堰主张“礼不厌美，战不厌诈”，建议晋文公用诈计。

晋文公将臼犯的这番话告诉了雍季，雍季却不同意，他向晋文公劝谏道，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畋，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

雍季的意思是用诈伪之道就算可侥幸成功，但就像竭泽而渔，焚薮而畋一样，终究不是长久的办法，长久之道唯有实行仁义。

但晋文公没听雍季的，反而采纳了狐堰的计策，最终他在城濮一地大败楚军，一举奠定了他霸主的地位。

同样的，当时刘表也没听蒯良的计策，而采用了蒯越的计策，果然后来刘表顺利平定了荆州，成为了荆州之主。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蒯良与蒯越两兄弟的性格是截然相反的，蒯良重王道，信奉仁义，蒯越重诡道，信奉权谋。

在乱世中，无疑蒯越这样的人才是君主真正需要的。

要想让这样一个性格的蒯越折服，刘琦只凭方才那副说辞可不行，但刘琦又不能全盘否定自己刚才的说辞，否则他就前后矛盾，不攻自破了。

这才是蒯越给刘琦出的真正难题，也是他给刘琦的一个考验。

重视诡道的蒯越，需要的不是一个满口圣人至理的仁义之君，而是一个可以随机应变，不慕虚名而取实利的霸道之君。

在蒯越给刘琦出招之后，他就静静的站在那里。

蒯越见刘琦初听他之言后，脸上顿时闪过思索之色，但这思索之色并没有存在太久，

随后他就见刘琦先抱拳对着主座的刘表遥遥一敬，然后开口问道，

“琦敢问蒯君，当初我父单骑入荆州，身边无一谋臣，无一兵将，蒯君又为何能襄助我父，出计平定荆州乎？”

“当时荆州大乱，人人朝不保夕，蒯君身后负有一族人命，本当以自保为先。

但蒯君却对势单力孤的我父倾心投效，牵马奔走，不惜与众宗贼为敌，这是缘何？”

刘琦的这一番话让蒯越愣在了当场。

而刘琦的这番问话也引起了刘表的注意，他也很好奇，当时的自己是以什么折服蒯氏兄弟的。

于是刘表身体微微向前倾，似乎是想听清楚蒯越的回答。

为什么？

这话对智计百出的蒯越来说，并不难回答。

最好的回答便是当时刘表身负王命在身，乃是名正言顺的荆州之主，有此大义在，再加上自己当时观刘表有明主之资，故而投效。

但他要是这么回答了，岂不是变成自己自相矛盾，不攻自破了？

方才他可是说的清清楚楚的，所谓天下大义只是虚无缥缈的，不是实利。

而王命是天下大义的一个具体表现。

刘表当初因为身负王命，而有了名正言顺的名义来平定荆州。

也有了这个王命，才让荆襄众多俊杰倾心投效，这一点足以证明，大义有时是天下最大的实利。

蒯越沉默不答，他一回答，不攻自破的就是他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