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比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特别是侠义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从各方面表现了封建社会女性的性格遭遇及精神追求，其中同样也塑造了一批性情刚烈、敢做敢为的巾帼豪杰的形象。

在他笔下的侠义女性，不再都是仗义行侠、漂泊于江湖中的女侠客，而更多的是当时社会中的普通女性。

在这本小说集中，以侠义女性作为主角的主要有7篇侠女，红玉，霍女，商三官，庚娘，蕙芳以及房文淑。

而如果我们试着将这几部作品中的侠义女性形象进行一个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别。

第一类是侠女，红玉，霍女，蕙芳以及房文淑中的女主人公。

在这一类女性形象中，尽管小说中每个人的具体身世发展不同，但有一个共同而基本的特点。

那就是她们都是用自己献身的方式来解救贫寒的知识分子在婚姻、子嗣甚至有的还包括经济等方面的困厄，以此完成她们的行侠仗义的举动。

她们行侠的背景以及目的都有着一致性。

在侠义女性行侠前，寒士都有着相当坎坷不幸的人生遭遇。

例如，学有所成然才无所用。

这其中有顾生虽“博于才艺”但仕途不济，只能“惟日为人书画”，邓成德“游学至衮州界”为人坐馆。

其次，更是不用说，都是家境贫寒，十分落魄。

如马二混“以货面为业，家贫，无妇，与母共作苦”。

顾生“家綦贫”，“受贽以自给”。

第三，那就是十分孝顺，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大孝子。

顾生“以母老不忍离膝下，惟日为人书画，受贽以自给”，马二混“与母共作苦”。

在得到侠女的侠义相助后，他在生活中得以重新焕发，子嗣得以延承，家道兴盛。“马自得妇后，顿更旧业，门户一新。笥中貂锦无数，任马取者而出室门，则为布素但轻暖耳。女所自衣亦然。”

冯相如家日富，“腴田连陌，夏屋渠渠矣。”

可以看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侠义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经突破了传统侠文化的“快意恩仇”的思维模式，侠女行侠不再只是单纯的困囿于个人恩怨，其中更是在自觉理性的驱动下做出对传统思想采取既继承又反叛的姿态，是一种有选择性的不求回报的侠义行为。

劫富济贫是侠客的传统作风，“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但是这并不是侠义女性行侠的唯一方式。

要知道传统的侠客大都是以武行侠，“以武犯禁”，而侠女、霍女等行侠更具特色的是带有“神性”，与聊斋志异整个作品的风格趋向一致，蒲松龄自己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

而作为侠义女性，行侠的时候更是带有鲜明的性别特征，施侠对象的子嗣问题需要解决，为了让原本没有子嗣的人，其宗姓香火得以延续，侠义女性有的以身相许，为他生下儿女，传宗接代，如侠女，房文淑;也有的自己出钱为其聘妻，以求姓氏连延，比如红玉，霍女。

另一类则是商三官和庚娘中的女主人公。

她们都仅仅只是社会中普普通通的一名女性。

商三官中的商三官，身为士人之女，待字闺中。

如果不是父亲惨死于他人之手，她也许就和大多数女子一样，出嫁为妻，生儿育女，平静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庚娘中的庚娘，本是一位端庄美丽、温柔贤惠的少妇，如果不是避乱时丈夫遇害，她或许就一直只是一位家中的贤妻良母。

然而一些意想不到的变故，使她们的人生为之改变，她们性格中刚毅不屈的一面得以展现。

从她们壮烈的行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原本平凡的女子逐渐转变为具有侠义气质的女性。

突然降临的灾难就如同一块试金石，将她们与一般女子区分开来。

商三官的父亲因得罪豪门而被活活打死。

她的两个哥哥虽然屡次讼于官府，但始终无法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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