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研究怎样把冰烧成火药等，尖刻地讽刺了这些整天从事实验研究的脱离实际，沽名钓誉之徒.戳穿了英国整个资产阶级学术界以学术为投机.对人民进行欺骗而牟取暴利的重要黑幕。

作品最突出的是格列佛在慧驷国的遭遇.这里，人类被慧驷——马统治着，而人则被称为“耶胡“.“耶胡‘互相仇恨胜过它们仇恨任何别的动物“…，

它们会为争夺食物而互相残杀，它们狡猾，狠毒，阴险而且记仇，它们身体强壮，结实，但是性情懦弱，结果弄得骄横，下贱而残忍。

这里，作者将矛头直接指向罪孽深重，愚蠢肮脏，毫无理性的整个人类，而作者在与“耶胡“的接触中。

对其同类也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这种情绪既是作者对人类道德堕落的悲观失望，又是作者自身对人类重新审视与反省的观照。

相比之下，《西游记对现实的揭露，对统治者的讽刺更为生动有力。

作品里所描写的天上人间，实际上都没有一块干净的乐土.天宫和地府，看上去似乎十分神圣威严，便在威严的外衣之下隐藏着腐败和丑恶.唐太宗魂游地府时，判官崔珏因为生前是“先皇帝驾前之臣“，更因收到当朝宰相魏征的求情，而他与魏征又是“拜之交，相知甚厚“所以就私改生死簿，让唐太宗延年二十，还魂阳世。

像是乌鸡国那个狮猁怪，霸占王位，害死国王，就因为他“官吏情熟“，与神佛阎王有亲，所以乌鸡国王“无门投告“，有冤难伸.唐僧师徒历尽千辛万苦，到了西天“极乐世界“.就因为“不曾备得人事“.阿傩，伽叶二尊者便“措财作弊“，不肯“白手传经“.为了取得真经。

唐僧只得把那只“沿途化斋“的饭碗紫金钵盂都献出去.这些描写，实际上是当时社会那种官官相护，徇情枉法，贪赃行贿的黑暗腐败现象的反映，以及对他们无情的讽刺。

与此同时，《西游记还尽情地嘲弄，讽刺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荒淫残暴，人间帝王或崇信道教或沉迷女色，文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

在这些统治者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人间那些昏庸贪婪，作威作福的封建帝王和官僚的丑恶面目。

《西游记描写取经途中遇到的许多妖魔鬼怪，有的是自然界的险阻和困难的神化，但更多的是象征危害人民的社会恶势力，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作者都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并且这两部小说都对宗教进行了嘲弄与讽刺.斯威夫特在小说《格列佛游记中，将矛头指向了教会.尤为突出的是在小人国，作者用“大端派“和“小端派“的分歧暗指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

以国王为代表的，吃鸡蛋时先磕破小端的“小端派“极力攻击遵循古制的“大端派“为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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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引起的争论最终导致了战争.作者在这里以犀利的笔锋讽刺了英国教会的虚伪，以及由教会间无谓的冲突而发生的种种无谓的战争.教会之争如大，小端派之争一样，皆是无知，无耻和无意义的争斗。

然而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争论竟然导致了内斗外战.这便说明了小人国实质上就是当时英国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

《西游记的宗教色彩更为浓重，文中对于宗教的讽刺处处可见.作品中的道士都是反面角色，车迟国僧道斗法，五庄观偷果逢难等情节，都把道士描写成奸佞狡诈，鼠肚鸡肠之状。

通过对他们的揭露，斥责了妖术的虚妄，道教的可笑，如第四十四，四十五回写虎力，鹿力，羊力三大仙化为道士.在车迟国以妖术取信国王，迫害和尚，使一国和尚死的死，不死的做苦工，受尽折磨，欲死不得欲逃不能，而且迫害所及，就是秃子，毛稀的也都难逃。

这正是时代“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一家犯，邻里皆坐“l2的特务统治的写照.作者关于车迟国王受惑于道士的艺术构思，是有现实的社会根据的。

作者生活于明世宗时代，史书记载，明世宗就很崇奉道教，他先后封道士邵士节，陶仲文为“真人“，官至礼部尚书，他还自号“灵宵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

这些描写，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着真实的社会内容，讽刺了当时的黑暗现实.对当时的黑暗现实提出了控诉。

此外都是通过描述荒诞的异族，异国讽刺社会现实.《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在对统治阶级的残暴与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批判上是一致的.两位作者都通过讽刺和滑稽的形式来表现严肃崇高的主题，将幻想与现实，虚构与真实巧妙地统一起来，做到了庄谐交融。两部作品虽以讽刺作为主体性艺术手段.但又遵循真实是讽刺的生命的原则，具有生活的真实感和现实的生命力，在讽刺性艺术形象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性主题。

《西游记以善意的嘲笑和辛辣的讽刺相结合贯穿始终，寄予了作者对于笔底世界的鲜明爱憎。

行文中穿插了大量的游戏和调侃的笔墨，使全书充满着喜剧色彩和诙谐气氛.这种戏言，有时是信手拈来，只是为了调解气氛，增加小说的趣味性;有时则对刻画性格，褒贬人物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有时也成为讽刺世态的利器。

还有的戏谑文字实际上是将神魔世俗化，人情化的催化剂.而《格列佛游记更多地以理性的批判与狂怒的讽刺为其主要特点。

作者在对当时英国的议会政治和反动的宗教势力进行无情，辛辣的讽刺抨击时，有时直言相讥，有时利用异邦人的唇舌，有时隐喻挖苦，有时以兽讥讽人，而在有关行政，司法，立法制度，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等方面，作者借用寓言故事，运用“狂怒“的文字，激烈地抨击这些罪恶.以达到最大化的讽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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