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有的，而且比西边更成熟更完善。

首先要清楚，所谓制度就是大家有共同遵守的条文。

说白了，无非就是权丽的分配和约束，缺一就不应称之为治度。

正如钱老先生所说，咱这边历史上的那啥一直是缺乏对君王约束的，有也不过是道德上稍作限制。这样看来，岂非也只是另一种人制？

好制度能够自行更新，不断发展，然而历朝历代却是君权侵蚀相权，一直往错误的皇帝急权方向走。

而且，王朝的覆灭，如果简单的将其原因归结为年日久远，制度必然腐化，似乎有失偏颇。

常言说的好，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国人往往就是太聪明把制度也“弄活”了，正是如此，我们才需要“死的”制度。

一切事务均有章可循，虽然蠢，虽然效率低些，却是最基本的“法治”精神。

如果真的一切事务均有章可循，又何须各种“解读”？

事情怎么就不能简单说清楚呢？搞的事情办好了是上面方向定得好，办错了是下属领悟不到位，这实在是一门大学问。

总之，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很难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

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有利而无弊，也绝不能历久而不变。

要讲一个朝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个朝代的人事。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

而且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系统。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肯定是有种种必要才出现的。

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避而判定。

最后，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

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来回顾一下历史——

从汉代说起。

皇位世袭，是天朝已往条件下一种自然形成的方式。

皇帝是国家的首脑，象征此国家之大一统；宰相算是朝廷的领袖，负一切实际管理责任。

首先看汉代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时间一久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使朝廷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

后人批评光武有事无政，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

结果就是，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正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国家也就开始滑坡。

最后汉代察举也有些问题。

一则其权在地方长官，不在地方民众。如何分发，则悉听朝廷命令。选举权完全操之在上。

二则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

三则造成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流毒。

再看唐代——

唐太宗起，朝廷的最高行正部门在政事堂。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前，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须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

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违法的，不能为下面的各衙门所承认。

武则天以后的唐中宗李显，却不经两省同意而径直封拜官职。

但李显究竟要点脸面，不敢公然和制度做强硬对抗。所以他放诏敕的封带，不敢用照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他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

由此看，一国之事本不全由皇帝专制，也不能说天朝人绝无法制观念。

只不过从唐中宗的行为来看，制度嘛，有时往往并不被严格遵守，这也是事实。

建立的任何一种制度，若是仅由一二人的私意便能随便绕开，这就没啥制度可讲了。

如果说这是皇帝糊弄民众，而且凭此糊弄，便能专制几百年，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无规矩不成方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大体上总是要遵守的。否则要是民众那么容易被欺骗，天下就不会有一日安宁了。

唐代的科举制度也值得说道。

它意味着结束了贵族正体，放开了普通民众上升的通道，是一种进步。

可是，若要解决历代社会之积弊，那么就不能让读书人全部集中到功名一途，更该鼓励工商业、发明创造等，使他们的聪明才智有更多出路。

不然，就是所谓——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

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

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

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

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

这虽然是北宋的诗，但也是总结的唐以来的实情。

文人钻进科举一途就出不来了。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诱货力实在太大了。

你经商发家只能致富，我做官既能富还地位尊贵。

另外，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朝廷来计划分配。但是也仅限于初唐。后面随着租庸调制崩溃，改成两税制，便和汉代差不多了。

唐代是历史上在正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

唐以后历代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李唐覆亡以后，依然有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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