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赋是三十税一，这个已经很低了，不能再降了；

算赋是十五至五十六岁的每年交一算，每算为120钱；商人和奴婢交两算，即240钱；

口赋是三至十四岁的孩童，每人每年交23钱。

其实以前是20钱，汉武帝打完匈奴后发现国库空虚，便将七至十四岁的20钱改为了三至十四岁的23钱（田赋也曾上涨的十五税一，后来又改回来了）。

更赋是二十至五十五岁需要服兵役的人群，如果不想服兵役，便一个月出2000钱。

此外，还有缗钱（财产税）、算车船、畜、盐、铁、酒税、关税、市租（营业税）等等。若是食邑区的家庭，每户每年还要上缴200钱供王侯们吃喝享乐。举个例子，万户侯每年就是200万的零花钱，这还不包括其他职位上的收入。

这些就是所谓的苛捐杂税。

李奇虽有改善税赋的心思，但是也不能大改。改得太多了，一是自己没钱用，二是又犯了在古城时打土豪分田地的错误。

经过李奇与诸葛亮、法正等人的商议，决定暂时先把口赋改为户赋。即以前按人口征税，现在只按家庭征税。

其实这个改法，也不是李奇的原创思想。

历史上真正搞出这个政策的是三足鼎立后的曹魏。

把口赋改为户赋至少有两个好处：

一是百姓们不用隐瞒人口了。以前多生一个人，就要多交一个人的口赋，所以很多百姓生了孩子不上报，成了黑户人口。现在不管你生多少，一律按家庭单位收税，百姓不必隐瞒人口，州郡就能更准确的把握辖区内的人口数量；

二是刺激人口增长。对于一个家庭来讲，税赋的成本固定了，则多生就多一个劳动力，少生反而亏了。

至于依旧保留下来的按人口征收的更赋，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管生多少，只要是男丁，那必然是要去服兵役的，否则每月2000钱，这会要了他们的老命。

同时，李奇酌情降低了一点畜、盐、铁、酒等营业性质的税赋，用来刺激益州的商业活动。

商人自古有之，但是在封建社会，商人的地位却很低。再加上繁杂的税务，使得商业活动十分低迷。而二千多年的事实证明，没有活跃的商业流通，一个地区是很难繁荣起来的。

以上措施是激励益州的活跃性，长远来看绝对是有利的，但是短期内很难给李奇创造出可观的收益。

所以李奇还得想一想搞快钱的门路。

他将李福及王、任、贾三大世家邀请到成都，来了一次益州世家代表大会。

废话不多说，李奇直接就问：“诸位想不想赚钱啊？”

众人皆笑，哪有不想赚钱的。

任氏代表对李奇说道：“李益州有什么想法不妨说出来，大家商量着来呗！”

李奇：“？？？”

这货喝了多少？是不是想步他老爹的后尘？

不过李奇初定益州，立足未稳，任氏一族在犍为颇有根基，况且李奇入蜀，任家还是很有功劳的。

李奇暂不与其计较，只问道：“任兄，你在犍为郡颇有家资，不过你如果想去梓潼郡做一笔买卖，如何把钱带过去啊？”

任氏不假思索的说道：“如果能用黄金交易则用黄金交易，否则当然是用马车把钱币驮运过去了。”

李奇笑道：“组队驮运钱币，你觉得成本如何？安全性又如何？”

这个问题用不着大家正面回答，三岁小童都知道，成本奇高，而且特别容易吸引山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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