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

自从日本人犯下那桩滔天罪行之后，金陵这个曾经的民国首┴都，便沦为一座死城，随处可见被日军杀害的百姓尸┴体和被炸毁的建筑废墟。

幸存的民众们任由尸┴体在街上腐烂，发出一阵阵令人作呕的腐臭味，因为没有日本人的批准，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其中就包括掩埋遗骸。

事实上，在罪行发生后的数月内，日军卡车连续多日从挹江门下将近一米厚的尸堆中间驶过，通过碾压尸┴体向百姓展示反抗者的下场。

到了民国27年上半年，除了一家日军开设的军队商店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开设的米店外，城内没有任何商店开门营业，商业活动陷入停滞。

金陵港内也空无一船，因为所有能动的船只不是被国府带走，就是被日本轰炸机炸沉，船员同样死伤惨重，江面只有些许水鸟孤独飞过。

另外，鬼子围捕并处决了电厂、电话局和水厂的数百名民国籍员工，导致城内大部分地区停水、断电，市内电话全部暂停，秩序荡然无存。

由于没有自来水，百姓们不仅无法洗衣做饭，也很难洗澡，虽然许多妇女宁愿不洗澡，希望能用肮脏的身┴体打消日本人的某些念头。

一直到了民国27年下半年，这座城市才逐渐恢复了生机，失去工作和家人的百姓在无人居住的房屋中仔细搜寻，偷走任何有用的东西。

他们拆掉废墟中的木地板和木窗当柴烧，运走砖块修缮自己的房屋，撬掉金属拿到街上卖给其他人，想尽办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品。

在国际安全区的沪上路上，数百名小贩在出售任何能想象的赃物，甚至包括门、窗等建筑部件，熙熙攘攘的人群围绕在这些小贩周围。

这一活动推动了金陵经济复苏，紧邻着卖赃物的小货摊，路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许多新的茶馆和餐馆，仅存的金陵百姓们顽强的活着。

1939年1月1日，日本人在金陵成立了统治机构——金陵自┴治委员会，某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西方人还美其名曰称之为“自┴治政┴府”。

自┴治委员会由未跟随国府西迁的投降官员组成，他们控制着金陵的市政管理、财政、警署、商业和交通事务等诸多方面，以此捞取暴利。

等到了春天，金陵表面上又像正常城市一样恢复了日常运转，自来水、电力照明和日军占领区内的邮政业务开始运行，唯有电报还没有恢复。

日本人的城市公交也开始运营，黄包车重现街头，在战争中被重炮和轰炸损毁的京沪线修复完成，乘客们再次可以乘坐火车从金陵前往沪上。

金陵很快成为沦陷区最繁忙的转运枢纽，每天都有大量的火车、马匹、火炮、卡车和其他物资被从各地运到金陵城外的浦口发往西南。

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繁华，日军占领下的残酷剥削无处不在、民国商人承受着沉重的税款和租金勒索，用以支付自┴治委员会官员的薪水。

日本人开办的面向民国民众的军队商店，用毫无价值的军票榨干城内百姓的黄金、外币以及古董，从经济和文化上进行掠夺。

这是强制性的命令，日军还直接将贵重物品和公司库存没收充公，进一步加剧了市民的贫困，手段之卑劣连一些汉奸都看不过去。

远比重税盘┴剥和没收财产更令人担忧的是，烟土重新在金陵泛滥，日本人占领金陵之前，烟土明面上属于违┴禁品，多次被特务处打击。

虽然有很多国府大员参与其中，但是这些人最起码要点脸面，不会公开出售，穷的快当裤子的日本人可不一样，为了筹集军资什么事情都干的出来。

金陵陷落之后，人们可以自┴由出入烟土馆并能得到警署的站岗，烟土馆明目张胆地用写有“官土”字样的招牌顾客，毫不避讳。

这些烟土馆的背后，无一例外都有日本军方和外务省背景，要不是有烟土的巨额收入，日本根本打不起随后的江城、沙城等战役。

为了鼓励人们吸食烟土，从而进一步奴役民国百姓，无耻的日本人用烟土支付劳务报酬，甚至向年仅10岁的儿童提供“豪雄”香烟。

即便被左重带人破坏过几次，关东军经过多年的研究，还是研究出了副作用较小的“豪雄”，唯一的缺点是制备成本较高，价格昂贵。

吝啬的日本高层当然舍不得将它用在廉价的马鹿身上，于是就推广到占领区，以求持续剥┴削民国民众，特别是那些乡村的有钱乡绅。

随着时间进入1939年下半年，历经两年多的盘剥，金陵的治安变得更加混乱，城中到处是为非作歹的汉奸，百姓生活困苦不已。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选择用信仰来麻┴痹自己，金陵周边的寺庙、道观越来越热闹，日本人为了稳定局势和人心，倒也不太管和尚、道士们。

故而这些寺庙、道观就成了一个个小小的避风港，给了金陵百姓一片难得的慰藉之地，以便他们寄托哀思或者暂时逃离金陵这个人间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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