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此人还算淡定，本职工作完成的也不错，事实上，按照李向前理解，这县衙们和朝廷还真有些相似的地方。

天子坐金銮殿，知县老爷坐大堂，六房小吏便如朝廷六部，三班衙役便似各卫军士，县丞主簿等佐贰好比公侯勋贵！

皇帝一己之力如何治国？用内阁、用公公，而县尊幕僚师爷就是县里的内阁，县尊长随就是县里的司礼监！

这也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的威力，朝廷的模板一直套用到了最基层衙门，甚至到了后世的新中国，所谓一个班级里面，也是班长副班长，各个委员，什么学习委员，体育委员就是各部部长，组长就是各地父母官。

也就是说，习惯了这一套的孩子们，一旦遭遇核灾难，重新以这个组织模式重建社会……额，当然了，就以人力的能力，挺过核灾难似乎不容易。

这里带来的问题就是，忽然之间，他想升官就难了。

原因很简单，自从帝都陷落后，南京的六部自然抖了起来，这里原本就是陪都，有一套战斗力虽然不足，但起码成体系的班子，虽然做事做不了多少，但是争权夺利却完美，自然将手伸了出去。

对于南北六部的权力划分，南京六部原本就是个失势官员养老的地方，能管理的江南官员基本上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儿了。

现在骤然一变，却也发生了很大的乱子，许多以前清水衙门的**丝，也满心希望杀出南京去，制霸全国，哦不，是治理全国了。

这种混乱，在后世给了南侵的满清军队以可乘之机，本身纳税的秩序还没有理顺，你就开始吃相难看的伸手。

“这就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我等在北方，也是有自己的事情的。”

这种事情，都是黑锅，算是我大明缺乏应急预案的一个必然发生的。

后世的时候，无论是东西方，对于核战争下，领导人权力领导的解体顺序，任何国家都有一套极其严谨缜密有效的传承序列，保证哪怕发生了人口大量死亡的事件，也不会造成什么内部的动荡，更别说彼此的争执。

这是政治体系成熟的表象，无关于谁高谁低。

在战争的时候，军衔的产生就在于此，你想想看，战场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看不清，听不清，仅有的接收信息的方式及其稀少，这个时候，一群散兵团聚在一起，难道还要花时间，摆出自己什么时候入伍，什么时候得过几等功，现在都该听我的。

也许吵完架，敌人也就打上来了。

军衔，或者这种序列，就是成熟的表现。

而南明缺乏这种体系，在磨合期出现问题，太正常了。

权力的分配是这样的，你付出功勋，忠诚，生命，得到回报，形成正向反馈，大家都按照这个规矩，为“社团”，公司，大佬服务，也享受其他人的供给，这种模式下，往往社团社会也会良性发展。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公心，而总有人开始把这一套玩坏了。

同年会，同学会，同乡会，这些坏规矩的组织会排除异己，让老实做事的人寸步难行，沆瀣一气，没完没了。

打个简单的比方，皇帝玩女人是正常，皇子多一些，也好过没有儿子的皇帝的破事儿，只要玩的女人不要是大臣们的，那就比这方面好得多。

于是，得宠的妃子的父兄得到的赏赐，这种投入产出基本上高过了老实做事的傻瓜，典型的例子就是唐明皇和杨贵妃了。

近一些的，大明朝的内阁首辅，基本上都喜欢提拔老乡，这也无可厚非，但无论什么烂老乡都提拔，就坏了规矩啊。

一个县官要管理田土、户口、贡赋、力役、驿传、巡检、里舍、学校、保甲、赈灾、祀神、风俗、讼狱、缉捕、仓场、漕运、盐法、关市、催征、解支、科场、礼典、马政、河工、修建，还得看好下面的胥吏不要把老百姓吸血到逼反，同时上面的上司偶尔还会脱线发布命令，更别说，如果本县有那么几个退休的官员，那更是得小心伺候，其家人也是要百般讨好。

江阴这种临江通商的县城还好，天底下最惨的县官，莫过于帝都的宛平大兴两县，那治下堪称官员比狗多，当真是进士才能抖一抖，而其次痛苦的，莫过于省城的县令，脑袋上是多少个婆婆在盯着？

被压抑太久的南京官员，不仅仅是六部，还有下面的那些胥吏，库吏，也都提起了自己的精气神，他们不会去分析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这样的巨大问题，只知道过去的苦日子该结束了，他们该捞一笔了。

林县令很苦恼，但对着李向前这样的“敌人”却不敢抱怨，只是不断说着提前准备好的各种趣事。

李向前也趁机给他灌输一些帝都发生的事情，对于一个地方执政者来说，要管理的事务实际上是增多了，但实际的工作都可以推给其他人，他只需要选择何用的人后，在许多决策的时候，选择是或者否。

对于各种科技，经济决策，也不必了解方方面面，自然有专业人士给予真实的判断，他只需要阅读一份很简单的报告就好。

还是那个问题，在这个时代，一个县官找不到足够可以信任的人。

也许有些任命的秀才会去给人做幕僚，但这种专业化极高的工作，需要的是夜以继日的训练，最终，如此高的投入，需要的是极其高的回报，不然人家谁跟你干啊。

于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钱还是从老百姓的民脂民膏里去搜罗。

这个循环从一开始就是负反馈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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