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佑樘借着制诰问询众大臣关于礼部会试鬻题案的处理结果。

眼前文华殿内，七卿中除了礼部尚书徐琼外，其他人都来了，朱佑樘趁机问他们处理意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真正就事论事，关于礼部会试鬻题案，只需要给天下士子一个交待即可，因而才在查无实证的情况下将唐寅和徐经下狱。

可按照法理来说，要治谁的罪，应该是先有人证、物证，随后才能问罪，现在仅仅根据都穆的诬陷之言，加上华昹的一份奏本，就匆忙将唐寅、徐经下狱拷问，本身就与法理不合。众大臣难免会想：“你白昂堂堂刑部尚书，应该劝陛下依法办事，怎能为了片面强调正法纪，而令无辜之人受屈？”

在明朝，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作为三司衙门，负责大小案件的定谳，可如今唐寅、徐经和华昹所下的并非三司衙门，而是诏狱，就算是在场高高在上的大臣，也都对大明朝的诏狱有所忌惮。

如今唐寅和徐经尚未被定罪，但只要进了诏狱，严刑拷打之下什么口供得不到？

按照白昂的意思，无论是谁，只要跟这案子有关，不管有罪没罪先拿下再说，虽然有些不合情理，但却是让天子士子闭嘴的最好办法，这符合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舆论指向谁我拿谁，这样舆论自然就会平息，朝廷也就安稳了。

在白昂的意见说出后，在场许多大臣都站在白昂一边，尤其是大理寺卿王轼和左都御史闵圭，同为三司衙门的负责人，在一些大小案件上他们基本保持步调一致，更何况白昂主张的“正法纪”听起来总是没错的。

朱佑樘点头，却略微思索，他显然也在考虑是否重新排定新科贡士的名次，甚至将新科会试会元给刷下来，用别人顶替。

但此时几个翰林学士不干了。

弘治皇帝让同为翰林学士的程敏政主考，外间传说他泄题，可到如今没丝毫证据，就要以“正法纪”为由将他下狱问罪，那以后若是我们也当主考官，稍微出个难题，舆论也指责我们鬻题，那是否朝廷就要被牵着鼻子走，也将我们下狱拷问一番？

程敏政无论是做官还是治学，都有建树，在鬻题案发生前，程敏政在众多翰林学士中属于人缘特别好的那一种，天下间的名士也都对程敏政恭敬有加。

而在鬻题案发生后，朝廷里很多人都意识到这其实只是一次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只因为程敏政出了一道难题，便被有心人攻击利用。试想，连程敏政都是无辜的，那唐寅、徐经就更无辜了，更别说一个从来都没有跟程敏政接触过的会试会元沈溪。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焦芳率先站了出来，为此次鬻题案涉案之人说话，行礼道：“陛下，臣以为鬻题案应从镇抚司移交刑部彻查，待事情查明之后再行定谳。至于所录之贡士，若查与此案有关，一律不得姑息若查无实证，也不能大开谳狱，否则律法无存，人心难服。”

随着焦芳说话，先是李杰和王鏊站在了他这一边，随后工部尚书徐贯附议。

如此一来，一边是三票，另一边则是四票。

朱佑樘抬头看了看，作为皇帝，应该拥有绝对的权威，可自从他当皇帝以来，被朝臣钳制得很严重，很多时候他感到力不从心时，都把事情交给大臣处理，与其说弘治中兴最大的功臣是朱佑樘，倒不如说是他重用的内外名臣，内有内阁铁三角，外有弘治三君子，正是因为这些人，才令弘治一朝欣欣向荣。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内阁大学士的意见最重要，到底是继续彻查，还是将所有案犯下狱拷问，只要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表态，别人基本不会再有什么意见。可这三位也很清楚自己身处位置，一个不好就左右皇帝的意志，他们的决定甚至影响到鬻题案最终能否被定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三位内阁大学士选择了不表态。

朱佑樘没有勉强，他继而看向马文升等人，想知道这些人的立场如何。

此时除了七个已经表态的，还有三个倾向不明的大学士，剩下没发表意见的只有屠滽、马文升、周经和元守直四人。

这其中，自然以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屠滽意见最为重要，除了内阁大学士之外，他在六部中属于绝对的一把手，他的一票甚至能顶别人两票。

而四人中，元守直的意见属于最次的，他的官职最低，而他本身挂礼部左侍郎职，跟鬻题案多少有些牵扯，保持沉默才是最佳选择。

一头一尾都不便发表意见，其实现在要听的就是马文升和周经的意思，而周经这个人，又属于中庸派的代表，基本哪边人多他支持哪边，属于典型的墙头草，因此最关键的一票，落到了兵部尚书马文升头上。

马文升在西北领兵多年，朝野声望卓着，论对弘治朝的贡献，他丝毫不比内阁铁三角逊色，内阁铁三角再强，也只是代天子票拟，行的是政令，而马文升则属于具体负责执行之人，没有他，西北如何平定？外夷如何不敢入侵？天下如何安稳？

所有人都看向马文升，只见马文升拿着笏板走出来，恭敬行礼：“臣以为，若无实证而大开谳狱，只会令士子心寒。”

一句话，便表明其立场，稳稳地站在了焦芳一边，不支持“正法纪”而将涉案人等全数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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