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看着手机里自己给顾同泽的留言，各种胡言乱语已经发了七八条。

“如果有人帮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表达感谢，哪怕只是捐来一袋面粉。”在福利院里，我从小就被教导，一旦被人帮助，要尽可能频繁地跟捐助人保持联系，汇报近况。直到他们再也不回复信息，或者隐晦地表示“我很忙”、“再联系”之类的，才可以划上一个句号。这是从童年时就学到的与人交往的规则。

不过，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我却再也没有拨通过顾同泽的电话。

作为原告人，我不得已淘澄了一部老旧的二手手机，随时听从律师的安排，补充一些文字材料。然而，无论是中午十分还是打工后的深夜，每次拨打他的电话，都没有再接通过。

我想到最后一次和他通话，还是暑期在地铁上向他求助那次。

他同我说话的时候，那种淡漠的语气，令我又想起那天他在悬崖边上那幅如梦似幻的神情。

顾同泽的生活一定早早回复正轨了吧？此时也许坐在某个酒店的酒吧，斜斜地端着酒杯，聆听着对面某个成熟稳重的精英女性的高谈阔论。我的短信发到他手机上，他也许不过轻轻低下头，心不在焉地瞟一眼，便继续他们的谈话。

你的念念不忘，也许不过是别人的雪泥鸿爪。

大四开学之后，大家各找门路实习，而我所兼职的补课机构也向我表示了雇佣的意向。据我打听，机构里那些做久了出了名气的金牌辅导老师，一个月至少可以拿到上万收入。如果没有那恼人的官司，前景还算光明。

周末，学校西门旁的鑫鑫超市客流如织。

我踩着凳子，费劲地给高层的货架补充那种大桶洗衣液，别在牛仔裤后面的手机突然发出大得令人觉得夸张的铃声，一边响起老掉牙的曲子，一边有个机械的女生挨个报出来电号码。超市里的几位工友都哄笑起来。

1、8、9……，熟悉的数字排列一个一个好像砸在我心上。

我嘘他们一声，忙掏出手机，按下那个磨损了的通话键。

“秦小姐，”杨律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低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