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六年，征丈夫一万，修道路于巴蜀。

巴蜀之地，山路崎岖，多有虫蛇瘴气，进出皆是不易之事。

这种不易，体现在具体的事务上，便是运送物资难度大，政令传达不便，以及中央对于地方的掌控程度不足。

别的事情，嬴政是可以忍受的，但唯独，唯独掌控程度差这一条他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所以这一点需要改变。

而改变的方法就是修路。

一旦道路修好，那么嬴政的意志便可以像在咸阳一样，畅行无阻。

在刻意的传播之下，这消息很快传遍天下。

李斯实际上并不觉得这个时候修路有什么太重大的战略意义，不过他只是观望。

因为猜不透、看不懂的事情太多，所以对于这件事情，他同样不发表任何意见。

在寄给荀况的信中，李斯只将自己所经行所遭遇讲明。

荀况，或者说，不只是荀况。

荀况门下的弟子，对于秦国这个国家，都是有很大的好感的。

儒家讲求“礼”，而这所谓的“礼”，也没有那么高大上，就是一点旧时代里贵族们才需要遵守的一些守则。

这样的守则既规定了贵族的日常行为规范，又为社会秩序圈定了变动范围，将阶级锁死，保证贵族永远是贵族，贱人永远是贱人。

而这样的讲求，在一定意义上，其实就是更加简陋的“法”的追求。

荀况此人，有过游学经历，与人辩经极多，持剑与人讲理的经验也十分丰富，加上早年间没有名气的时候，自费游学，日子比较清贫，所以招收学生不少，有很多，是齐国、楚国的有钱却出身极低，想要谋求一定社会地位的商贾子弟。

在这样的处境之下，荀况的个人学问精进与他的思想转变其实已经很悖离儒家。

这种悖离，不是完全的扬弃，而是在儒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荀况是承认“礼”应该改变的。

他觉得以前的世道里，“礼”或许有可以指导社会生产和人类世界运行的能力，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进步，“礼”这玩意儿，已经没有那么好用了。

所以荀况的看法是“礼”应该进化，应该成长。

也就是，过去只需要贵族遵守“礼”，社会就能稳定运行，而现在，则需要让贵族、贱人、庶人、野人全部都守新的“礼”。

唯有所有人都遵守这新的“礼”，社会才能像前人们杜撰出来的“三皇五帝”“文王摄政”时期那样继续平稳运行和发展。

而这个新的“礼”，就叫做，律法。

荀况的这个想法，以及他的各种言辞，大家其实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儒家自己内部自有一套评判的标准与前人的要求是否相同。

儒家前人们所追求的，是克己复“礼”。

什么道德，什么仁义，什么宽恕，在克己复“礼”面前，都要靠边稍稍。

道德是手段，仁义是手段，宽恕也是手段，只有克己复“礼”，才是目的。

而达到了克己复“礼”，那么国家将可以继续像传说当中一样平稳运行，社会不再动荡，贵人的归于贵人贱人的，归于贵人。

而“礼”的要求是什么？

“礼”的要求是贵贱的分野，是上下的厘定，是尊卑的对立，是等级的有序。

“礼”，只能属于贵人！

这样一看，荀况的对错就很明白了。

荀况是错的。

荀况是傻鸟。

儒家自己对于荀况的批判是自从荀况提出了他那悖逆前圣的要求的要求之后，就从未断绝过的。

不过很可惜，再批判，他们在吵架辩经这件事情上，也很少有人能够赢过荀况。

更别说是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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