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着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个“进化”的序列。何休注，更糅合了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

何休注时的进一步发挥：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据哀录隐，上治祖祢。

照何休的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经过了所传闻的衰乱世、所闻的升平世和所见的太平世这样三个阶段。而所以会是三个阶段者，盖由于“礼”是尚三的等等。这是何休的历史进化论，公羊传本身并没有这么多意思。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

流传情况

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是一部历史着作不同。其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系统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毋子都公羊学派对的研究开始仅口说流传，至汉景帝时，胡毋生和他的老师公羊寿用汉代的隶书“著于竹帛”，才使成书。

汉初传有三家，司马迁在中说：“言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公孙弘治不如董仲舒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其传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在这三家中，尽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对的阐发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深刻，但始终只是中的一派，并非是学的唯一宗师。特别是，东汉学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着中，明确胡毋生是宗师，而一个字都未提及董仲舒。

西汉初期，时代需要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就是齐学学者对孔子改造的结果，因而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汉景帝时，胡毋生和董仲舒被招为博士。二人同业，董仲舒曾著书称其德。正是董仲舒、胡毋生为代表的齐学学者将儒学理论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才取得汉武帝欣赏，获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统治地位。

胡毋生弟子众多，有名的除公孙弘外，还有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后来，又有齐人任公、贡禹、管路、左咸、鲁眭孟、颜安乐、严彭祖等均以治得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汉的何休、唐代的徐彦、清代中后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

1995年，蒋庆出版一书，为当代公羊学重兴之滥觞。

史学价值

的历史思想比更为丰富，其影响也更深远。在汉代，公羊学大显于世。魏晋以后虽经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鸦片战争前后却重新复兴，而且风靡一时，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公羊学”的产生和两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学史上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其秘密在于中蕴含着一套独有的政治历史哲学。公羊传

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是一部历史著作不同。从这一根本点出发，包含着一些可供人们发挥的历史思想：

第一，认为孔子在中贯穿了“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大力彰扬孔子拥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场，作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则，为战国晚期正在进行的“统一”作舆论的准备。甚至直接成为孔子专为汉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国纲领！

第二，又包含有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之推演，划分历史的发展阶段。此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说。更重要的是，其对于三世异辞说的解释包含一个很宝贵的观点：不把春秋242年视为铁板一块、凝固不变，而看作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三，专讲“微言大义”。上述两项都是极重要的“微言大义”，其他明显的还有：隐公三年讲讥世卿庄公四年讲“九世复仇”闵公元年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诸如此类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总括来说，的历史哲学具有政治性、变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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