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淤地坝可是我们知青带人建成的，别的队我不管，我们要分一些，不过分吧？”钟跃民嚷道。

“嚷啥嘛咋说着说着你还着急了？”常贵没办法，只好道：“你这么说也有道理，谁出力谁先得益，额做主了，这地分你们队上一些。”

“谢谢，常支书！那咱们什么时候把这地划一下？”钟跃民高兴道，拉着常贵就要去分地。

“急啥嘛！”常贵被拉的猝不及防，披在肩上的褂子都要掉下来。

“这不趁热打铁吗！不然您转身忘了，我找谁去？”钟跃民理所当然道。

常贵无奈苦笑，只好叫上张金锁，扛上木橛子，给钟跃民他们分地去了。

五队的田地大部分都分散在上的旱地，只有钟跃民从常贵那边要来的坝地算得上水浇地。

尽管队长陈老汉病了在床上，可社员们都不敢怠慢春耕，所谓“人哄地一天，地哄人一年”，钟跃民接手五队的时候，啥都顾不上，天天带着社员们去地里耕地。

村里只有一头牛，几个生产队要轮流着用，三五天还要让耕牛歇歇。可耕牛能歇息，人可不能歇，没有牛只能用人来拉着犁耕地。

每天鸡叫三遍，黑还未亮，钟跃民就要叫知青们起床，拿上撅头、背上木犁就要出门，此时村里家家户户也都点上灯。

在村口集合好，五队的社员们就一块出发了，爬山过洼，走羊肠小道，一路打着火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自己队的田地里赶。

“跃民，你当了队长，咱哥们儿不说落个好处吧，怎么还扛上粪了？”郑桐扛着装着绿肥的袋子一边走一边抱怨道。

赵大勇跟在后面，附和道：“就是，这口袋里驴羊粪也太味儿了！”

“咱们整个生产队，除了小孩儿和起不来的，能干活的都在这儿了，一共七十三个人，四十六个男的，肩上都扛着东西呢，你总不能让女同学还有大婶子扛粪肥吧？”钟跃民反问道。

“那，那不能。”赵大勇左右看看确实是那么回事，也就没了声儿。

郑桐也不说话了，只好用手捂着鼻子。

狗娃道：“这些都是肥田的好东西，晒干了也没啥味儿。”

“这还没味儿啊？”郑桐瓮声瓮气道。

“羊粪不就是这味儿嘛，要不是跃民前天晚上找杜老汉连夜搬回来，咱们哪里轮的上哦！”栓柱嘲笑郑桐等人娇气，“天天蹲茅坑不也好好的吗，咋就受不了这个绿肥的味儿了？”

村里其他社员哄笑，脚下步子却不慢。

一行人说说笑笑的声音，给寂静的黎明增添了几分美妙，天边刚透着一丝光亮。

钟跃民和几个生产小组长商量着分了工，定好了工作量，大家就各自回去干活了。

大一些的村子每个生产队都有记工分的记工员、会计、仓库管理员，可五队实在养活不了那么多闲人，就钟跃民自己一个人干了。

小组长再回去给社员分工，有人抓粪，有人拉犁，有人扶犁，有人播种，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工作量。

动作快一些的小组，很快就在田地里来来回回地播种起来，毕竟一天的工作量是固定的，早点做完就可以早点休息。

和很多人认知不同的是，集体劳动很难偷懒，因为队长和小组长统筹所有的工作量，计划到每一天，根据个人情况分配到每个人头上，做完可以早点收工，做不完干到天黑也不能回去。

所以大家都卖力得干起活来，一时间只能听到犁刃掀开泥土的声音，还有拉犁人沉重的喘息声。

一副犁用牛可能只需一头，可是用人来拉，需要两个壮劳力，队里的壮劳力能拉个十几趟，轮换到知青拉个五六趟就没了力气，只能不停换人。

钟跃民正拉着犁，弓着身子，一步一步地往前，汗水不断地顺着下巴落到土地里，旁边和他搭伙的赵大勇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个队里的老婶子在前面抱着粪兜子抓粪，郑桐扶着犁，蒋碧云跟在后面播着种子，慢慢就耕了不小的一片土地。

耕着耕着，太阳陡然从天边蹦了出来，往人身上脸上撒着五颜六色的光芒，驱散了清晨的露水。

太阳的照耀，让一直沉默着干活的大伙儿顿时有了莫名的惬意，甚至有社员扯开嗓门唱起了：

“背靠黄河面对着天，

（哎呀）陕北的山（来）山套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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