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奇提出了这么问题与见解，说出了这些危机。

众人也在想着解决之道，但是总不能把同胞杀一批，让人口减回去？

其实这种办法，还真有人在用，一直在用。比如草原，草原其实生存危机比中原王朝更大，因为草原的土地产出更低，低得可怜。草原民族不种地，放牧，一亩地长出来的草，不够一头羊吃几天的，一头羊一年不知道要吃掉多少亩地的草。但是一头羊又能让一个人吃几天呢？

草原人口也会暴涨，资源不够怎么办？那就得互相抢地盘抢草场，抢就要打仗，打仗，人口就会下降，人口下降了，需求就变低了，大家就可以稍微相安无事好好过日子了。

当草原统一的时候，资源不够怎么办？那就与中原王朝打仗，与中原王朝打仗也是为了抢夺东西，即便打输了，其实也在间接消耗人口。

所以中原王朝有草原在侧，永远也不可能安宁得了，不论是来抢东西过冬，还是来消耗人口，草原都得与中原死磕。

这是古代生产力的局限性，是命。也是老子口中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草原人是刍狗，中原人也是刍狗。

众人还在等着甘奇说出解决之道，甘奇想了想，答道：“解决之道，并非没有，不外乎开源节流。开源，便是要增加朝廷的收入，让朝廷应对危机之时有更多的力量。节流，便是要朝廷在花钱的时候，尽量节约。如此而已。”

这般道理，不难，也不是没有人如此去做。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虽然没有想得如甘奇那般透彻，其实做法也就是这些，一边改革税收问题，清查天下的田亩，土地兼并之下的豪门大户，偷税漏输也在清查范围之内，让朝廷增加收入。

一边解决三冗问题，裁除冗兵，冗员，冗费，因为招兵制度问题，导致军队臃肿，养了许多无用之人。因为恩荫制度，以及许多老迈官员问题，导致官员系统臃肿。还有许多余不该有的花费问题。

王安石变法里面，先不论许多办法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但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是为国为民的强国之道。

大宋能不能渡过未来的危机，就看这变法能不能顺利推行下去了，其他问题，比如重文轻武之类的问题，可以一一来解决，但是国家朝廷是不是有应对危机的能力，这是首要的。

甘奇，是一个坚定的变法派，大宋不改革，靖康之变是一定躲不过去了。甘奇来到这里，娶妻生子，不可能让自己的后人经历这么一遭，甘奇甚至也怕万一自己活得久了，白发苍苍的时候，还经历这么一遭。

所以这个大宋，必须要改变。

历史上王安石变法最后还是失败了，这是坚决不行的。

今日这开讲之事，甘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开讲的题目，也是甘奇深思熟虑之后准备好的，未来变法之争，甘奇一定会参与其中，那就一定要未雨绸缪，为自己打下坚实的基础。

眼前这些年轻的读书人，虽然很大一部分未来不一定会成为官员，但是这些读书人本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坚力量，未来一定是甘奇最得力的支持者。

苏轼开口问道：“道坚所言之开源节流，可有具体之策？”

甘奇看了看苏轼，却是挥手说道：“具体之策今日先不谈，今日这堂课，就到这里吧。”

具体之策，今日还谈不了，特别是在苏轼面前，更谈不了。也没有到甘奇能直接来谈的时机，如今的甘奇，不过一届白身而已，谈也白谈。

为何在苏轼面前谈不了？因为历史中的苏轼，其实是个偏向保守的一派，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是反对王安石的。但是苏轼又不是真正保守的一派，因为司马光上台之后，全盘否定了新法，苏轼又跳起来反对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这就是苏轼的悲剧了，两边不讨好，最后贬到了琼州去。

甘奇真要说具体的对策，不说这满场众人，怕是苏轼第一个要与甘奇辩论不休。甘奇也不愿与苏轼辩论，甘奇要做的是准备工作，要慢慢影响这些人，潜移默化，先影响他们对自己的认可，甚至是崇敬崇拜，再影响这些人对许多事情的看法角度，那个时候，甘奇应该也有官职在身，那个时候时机才到。

今日这一堂课，已然就让众人知道危机暗藏，必须要有对策，已然足够。

苏轼却是着急起来，开口说道：“道坚兄心中必然有策，今日为何不一起说出来，也好让我等与你一起参详参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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