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课不及一年，在1968年的夏秋之间，鉴于某些学校派性争斗连绵不断，日趋激烈。上层领导便下达了最后指令，要求工人、解放军组成的红色思想宣传队要全部开进京城的学校，去领导上层建筑。

因此到了这年的9月，京城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已达三万七千多人。工宣队和军宣队实行轮换制，学校的一把手已经完全换成了由工宣队或军宣队的队长担任。

还别说，工宣队这一去，果然成绩斐然。大中小学的混乱局面马上有了改观，秩序大大地恢复。

那有人要问了，工宣队的威力究竟何在呢？

其实，那是因为工宣队完全是由一群普通工人组成。不像军训团，要考虑形象，考虑影响。工宣队成员都是大老粗，敢野蛮、敢违反政策。反正有伟大领袖在后面戳着，什么鲁的都上，又人多势众，在学校里自然所向披靡。一下就把那些敢于挣蹦的“刺头”们，制得服服帖帖。

不过，在当时这种社会环境下，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个例。

比如，进驻半步桥小校工宣队是由南横街煤厂的工人组成的，而陈德元不仅拖到了最后期限才派人进驻，并且也只派来了六个人。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煤厂任务逐年加重，实在忙不过来。而陈德元作为煤厂的直接领导，他的主张是要把全厂的力量都放在保生产、保煤源上，所以便只是象征性地执行了上级命令，抽调了很少的人手。而且被他派来的，也差不多都是一些在干活上不太得力，或是身体有问题的“虾兵蟹将”。

但即使是这样，在当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工宣队入驻也还是一件大事。因此在一片锣鼓喧天声中，煤厂仅六个人的工宣队还是从“校革委会”手里顺利接掌了学校的大权。

不过与其他的学校不同，半步桥小学的工宣队在入驻之后，并没有烧起“新官上任的三把火”。而且，对于上级布置下来的“继续进行阶级清查，分辨隐瞒了历史问题坏份子”的任务，应付得也是松松垮垮。

实际上，他们也仅仅是把早已经查明的，在初中参加过三青团的数学王老师，和曾经在三民党军队当过炊事兵的食堂大师傅刘胖子，叫到校长室改成的“指挥所”里训了一顿话，随后又在操场上开了一场没动拳脚、极其文明的批斗会，便算罢了。并不像其他学校那样，非得一查到底，不揪几个“潜伏在深处”的“敌对分子”出来便不算完。

这不免让所有的教职工在心里都暗自松了一口气，庆幸学校来了一批还算讲理，能体恤下情的“上级”。

特别是常显璋，因为他父亲划为“老右”的原因，他自打工宣队来了就一直心下惴惴，唯恐工宣队的铁拳头继续发挥威力，把他再当成下一个敌人揪出来。他现在目睹了这种情况，心里自然轻松了许多。

但让常显璋更没想到的是，三天之后，工宣队的直属领导陈德元便来到学校视察工作，而且竟指名点姓要求在校长室改的“指挥所”里单独与他会面。

而直到这时，常显璋才搞明白，原来学校之所以没掀起新的“政治风浪”，完全是因为这位“陈主任”事先做了一些嘱托，要这些工宣队的成员别“无事生非”，只要维持学校的稳定团结，一切照旧即可。并且还指名点姓做了些“特别交代”，那就是要工宣队千万不要与他为难。

这一下，常显璋彻底地放下了心里的包袱，并为这位“陈主任”是个明理的人，而非那种任事不懂的大老粗，由衷地感到幸运。

其实有些事根本不用再往深了说，因为这一切，分明就是对他教那两个孩子认字的酬谢。

于是，或是出于一种感激，或是为了这种难能可贵的理解，常显璋在陈德元的面前就特别健谈，不仅对工作上的看法有什么说什么，而且还如实回答了陈德元心中最好奇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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