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闶说要亲自上阵说书，那就肯定会亲自上阵，而且是不带耽搁的那种，只过了两天时间就开始了。

明时坊的书馆还得几天的修缮时间，他就暂时先在日忠坊鼓楼斜街的书馆登台，每一场都不会少了对读书人的嘲讽和揶揄。

通过这次书馆再被砸，他也彻底撒开了。连特么保定府学的生员，都一口一个妖道叫着，还留什么脸啊。大家摆开阵势直接干就是了，不分个胜负决不收兵。

在鼓楼斜街连说了三天，明时坊的书馆终于修好了，换上了新玻璃和新茶具，詹闶也转战场地。

午饭后稍事休息，詹闶就出发前往明时坊。为了不显得自己与书馆格格不入，特意戴了一顶东坡巾，放弃平时常用的所谓行道教乾坤冠，但身上还是穿了一件的改良版蓝色窄袖直裾，以示自己与当下人文的区别。

（所谓的巾，其实就是帽子。什么四方平定巾、东坡巾、方山巾等等，都是款式不同的帽子，而不是头上裹一块布的那种。理解的，就当没这段解释。）

来到书馆，已经得了消息说展闶会到明时坊说书的人们早就坐满了。如果严格分类的话，这些人就是詹闶的粉丝，听他说书简直是欲罢不能。

再怎么也是多了六百多年的历史知识，在现代社会的泥潭里练就了一身本事的人。各种见解总有独到之处，常常能说到关节上，吸引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甫一登台，下面就呼啦啦地响起了掌声，这种据说是行道教特殊的喝彩方式。当然也有保持传统的，在台下大声地叫好。

詹闶在小桌后面坐定了，收拾一下桌上道具的位置，一边笑着道：“还什么都没说，就有人喊好了。你这是在败坏我的名声，摸不清的还以为我雇了人捧自己。具体是谁我不说，但以后一定要改，改不了我就天天上你们家吃饭去。”

“好……”话音刚落，楼上楼下又传出若干叫好声，惹得满座咧嘴，哄堂大笑。其实呢，还真有人巴不得詹闶到自己家里吃饭，毕竟不是一般人啊。

简单的玩笑过后，就要正式开口了：“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

“啪”，醒木一敲桌子，詹闶用了和以前不一样的节奏，换在下半阙的中间来了一下子，顿时这新鲜劲儿就有了：“隔江犹唱后庭花。”

“不能总让你们在一个地方抓我！”詹闶开调侃一句，又惹得一片叫好，这些听众是非和他杠上不可了。

詹闶也没有再说叫好的事，这东西越说越有人架秧子。马上进入正题：“这是杜牧之的一首七绝，借古喻今，抒发自己的忧国情怀，写得相当好。可今天为什么要说这首呢，咱们主要是说说女人，还得先从这商女说起。商女是什么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干那个的，不是好营生。这里问题就来了，一双玉臂千人枕，半点朱唇万客尝，谁都知道不好，她们为什么要干那个？”

为什么要干那个，这问题还真没多少人想过，至少现场就没人想过。詹闶的问题一出来，都你看我，我看你的，这不是自古就有的营生吗？

稍作停顿并不是让大家去想，而是用一个小技巧，让他们能想又来不及：“这第一个，肯定是生活所迫啊，一个女人活不下去了，只能用自己赚个活项。第二个，是因为别人活不下去了，父母也好，兄长也好，当然还有汉子卖妻的，自己不想着去找活项，就拿别人去换，乞讨这种事丢人啊。其他也有，什么拐卖的呀，俘虏的呀，反正太多了，数不来的多。这就说明了什么，她们不是天生就愿意做那个的。”

这种言论其实是很危险的，老朱同志就是大明头号妓院老板，还把很多罪臣的家眷都弄去干那个，一不小心就是辱没陛下的罪名。

詹闶敢这么说，自然不会没准备。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对《泊秦淮》这首诗的批判上，你不骂那些去干那个的人，为什么偏偏奚落干那个的人呢？不只是质问，还拿出了花蕊夫人的《述亡国诗》来做对照，男人都特么不关心国事了，投降的投降，浪荡的浪荡，哪来的脸把亡国之恨推到窑姐儿身上，她们不干那个，国家就有救了吗？

说完这段，就是从花蕊夫人到南唐大小周后，再到靖康之耻中被金人虏获欺凌的一众后妃公主，再到唐汉时期的和亲公主下场之凄惨。

总之就是把女人为国家付出了多少，而天下又为女人做了什么，作为主题，去讨伐大明之前的历代王朝。

秦以前各国战乱争分，相互间都有通过结亲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但那些都不叫和亲。秦以后都是大一统的江山了，为什么反倒要去用女人求和平呢，而且是送给野蛮残暴的异族，伺候完老子伺候儿子，伺候完哥哥伺候弟弟。

为什么不能硬起来干他娘的，为什么国家出了那么多名将，还是会屡屡被周边各类异族侵略、欺辱？

很简单，有人不想让国家太强大，不想让国家的安定繁荣出现在别人的功劳簿上。只要不是我做的，任何人都不许做好事，任何人都不得对国家有功劳，当然我也不会去做好事。

具体是什么人，自汉以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堂堂华夏就成了任人拿捏的软蛋。宁愿抱着幼帝跳海自杀，都不敢咬紧牙关去和敌人拼命；宁愿躲在女人的身后苟且偷生，也不敢挺起胸膛说一声自己是爷们儿。可论到折腾女人，却是比谁都心狠手辣。

为什么会有这一切，因为某些人从根子上就不正。见到别人比自己更受欢迎，就想办法将其杀掉，还要加上诸多罪名。（详见少正卯）

实际上呢，上梁不正，下梁自然也是歪的。金人来了迎金人，鞑子来了迎鞑子，只要我能长存，做亡国奴又能怎样，那也是奴上奴啊。

台上的詹闶侃侃而谈，台下的众人津津有味，还不断有人叫好。一个接一个的小故事，都精准戳中人们对某些阶层的憎恶点，认同感就是这么出来的。

这种以颇具身份地位者放下身架，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的方式，最能获得信任与拥戴，偏偏又是自命不凡、眼高手低的名教做不来的。

詹闶要在两座书馆各登场五天，不可能天天就讲这些，也不愿意和其他说书艺人抢生意。所以他多半时间讲的都是西方故事，也会改编《角斗士》、《木马屠城》之类的故事来丑化一下并不存在的西方文人，证明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数量最少的东方故事，却是最深入人心，也最能得到大家的共鸣。

亲自到书馆上台，是机缘巧合，也是刻意为之。名教集团内部显然已经开始扭曲事实丑化詹闶和行道教了，他要是还不闻不问，未免会给人一种忍辱偷生、怂货可欺的错觉，主动出击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可惜的是他不能专职干这个，不能长期奋斗在敌我斗争的第一线。行道教的人头再少，他也是一教之主，总是冲锋在前的话，光环就会逐渐淡化，效果也会越来越差。

而且他要忙的事还有很多，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去琢磨如何亲力亲为，在宣传口上做一个文艺兵。想要和名教争出个胜负，嘴炮只是小道，关键还得看硬实力。

硬实力无非就是生产资料和银子，只有手中掌握了这两样，才能真正称得上权利，行道教才算有了壮大的基础。

目前来说，詹闶已经弄出了钢铁和纺织这两大利器，高产作物也随时可以大范围铺开。但这还远远不够，想要对腐朽而顽固的名教集团形成碾压局面，少说得三十年以上的不懈努力才行。

计划是早就有的，詹闶也是这么做的。就在结束了短暂的书馆艺术生涯后两天，冶铁厂又传来了好消息，手工时代的匠人们，再次打破技术局限，完成了新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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