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帝重用宦官，不光因为这些人帮助自己夺回了权力，更重要的是宦官没有家族支持，一切荣华富贵都来自于皇帝，是天然的保皇党。

相比之下，喜欢勾结朋党的士人就没有宦官那么可靠了。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集团公司，那么皇帝就是总裁，宦官就是打工者，士族就是投资家。

当初光武帝刘秀起家时依靠的就是南阳豪族，夺取天下后，刘秀给了他们一部分特权，让他们衣食无忧。

经济上没有了后顾之忧，便可以让自己家的孩子读书。那时候要培养一个读书人，代价是非常大的。

首先你要有书可读，光是这一点就筛掉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要知道，汉代的经典大多用竹简和布帛记录，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多个字，抄个《易经就要数百片竹简，所以“学富五车”在那个时代可能只是读了几万字的书。

用竹简抄一本书就能让小地主倾家荡产，更不要说布帛了。而且书籍也不是凭空而来，想要求学还得不远万里访求名师，这又是个巨大的经济负担。

如何解决读书的问题？

很简单，拼爹。

你爹是个读书人，以上困难就不存在了。

官位不能世袭，但是书籍可以。知识成为了一种资本，所谓黄金满赢，不如遗子一经。书香门第很容易变成簪缨世家，这就是社会的真实写照。

秦始皇废除采邑制，终结了封建时代；汉武帝确立察举制，丰富了国家选拔人才的途径。而士族垄断知识，造成了阶级固化，这不光对国家有害，同时也会让士族的素质不断退化。从西汉到东汉，再到后来的魏、晋，士族这个群体是一代不如一代。

除了知识以外，士族还垄断了举荐人才的权利。

汉代察举的权利在地方长官手上，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心怀国家的贤臣会采访民情，为朝廷选拔人才。然而，更多的官员选择了徇私舞弊，用这个权利经营自己的关系网。

一个人做了两千石的太守，他就有察举人才的权利，被察举者因此走上仕途，必然对他感恩戴德，这就是所谓的门生故吏。

东汉后期，地方上的察举权都被少数名门望族把持着，只要生在这些家里，就能做官，于是就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现象。察举制成了变相的世袭制，所以东汉士人不如西汉士人，魏晋士人就更不用说了。

汉武帝确立察举制的本意是打破垄断，为国家选拔更多的人才。可时间一长就演化出了各种潜规则，官僚的私利与国家的公利相悖，于是他们做出了损公肥私的选择。最高统治者没有能力约束这种行为，帝国的大厦就会不断倾斜，直到它彻底垮塌，大家一起玩完。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他认为汉朝衰败是因为桓帝、灵帝有问题，可他口中的贤臣又怎么样呢？

就说桓帝、灵帝这两朝吧。

当初汉冲帝驾崩时，太尉李固想拥立德高望重的清河王刘蒜为帝，于是对大将军梁冀说：“现在我们要立新皇帝，应该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希望大将军认真考虑一下，学习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的做法，而不是像邓太后、阎太后那样利用年幼弱小的君主谋取私利。”

而到桓帝驾崩时，大将军窦武选择了年仅十二的刘宏，也就是诸葛亮叹息痛恨的灵帝。当时窦武与太尉陈蕃、侍中刘淑合称“三君”，他应该算是诸葛亮口中的“贤臣”了。

然而，这位“贤臣”明显是想做第二个梁冀，如果灵帝把他当成朝廷的栋梁，刘氏江山能不能传到下一代都要打个问号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皇帝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只能依靠宦官，因为这些人的荣辱兴亡都取决于他。

所以东汉的皇帝并不是因为昏庸而“亲小人”。相反，他们很聪明，知道谁是自己人，谁是潜伏在周围的饿狼。

灵帝即位后，窦武握着天子这张王牌，他觉得自己行了，便与士人集团结盟，打算干掉碍眼的宦官。

然而，这位大将军并没有意识到女儿的立场变了。

作为太后，她的地位来自于皇权，而宦官是皇权的延伸，所以她不想把宦官一网打尽，只是处决了几个违法乱纪的人。

眼看女儿指望不上，窦武就跟陈蕃干。他们先把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换成自己人，然后开始抓捕宦官。

本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可是窦武和陈蕃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分歧。

陈蕃说犹豫就会败北，抓到人就赶紧杀了吧。但是窦武不听，要审问这些人，想让他们把其他宦官供出来，从而将其一网打尽。

然而，宦官也不是吃素的。

建宁元年九月辛亥日，窦武下班回家休息，宦官朱瑀把他留下的奏章偷出来看，看完后破口大骂：“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

这窦武不光要杀那些违法乱纪的人，还要扩大打击面，把所有宦官和他们的家族都灭了。

当天晚上，朱瑀召集了十七个宦官并将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大家歃血为盟，要杀窦武。他们先是忽悠了灵帝，说“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

年幼的灵帝相信了宦官，这实在是不能怪他。当时的窦武和十年前的梁冀太像了，换谁处在灵帝的位置上都不会放心。

得到皇帝的支持，接下来就简单了。

黄门令王甫劫持太后，关闭宫门，矫诏发动政变。

窦武拒不受诏，驰入步兵营，射杀使者。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对他们说：“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

宦官让少府周靖出任车骑将军，与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一起率领五营军士讨伐窦武。

张奂刚来雒阳，不知道这些人之间的破事。见了诏书，他没怀疑这里面有问题，直接就跟着去了。

为什么灵帝和张奂这么容易就相信窦武造反了？

主要原因在他自己。

这位大将军拥立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当皇帝，打造了臣强主弱的局面，这个时候说他造反，等于是黄泥巴掉裤裆，根本就解释不清。

忽悠了张奂，王甫又把宫里的虎贲、羽林、厩驺、都候、剑戟士召集起来，合千余人，总兵力超过了窦武。

第二天，两军对峙，王甫让人喊话：“窦武造反，你们是禁兵，肩负着保卫雒阳的责任，怎么也跟着他闹事？快投降吧，先投降的有赏！”

没过多久，窦武这边的士兵就跑光了。窦武想逃跑，却被追兵包围，无奈之下自杀了。从西汉传下来的名门窦氏就此灭亡，牵连数百人。

后来李膺等人也被处死，又有数百名士人被逮捕、流放，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桓帝和灵帝用宦官打击外戚和士人，巩固了皇权，但也失去了人心，为大汉王朝的覆亡埋下了导火索。

在这个过程中，汝南袁氏的举动十分耐人寻味。

到灵帝一朝，这个家族已经四世三公了，他们并没有参与前两次党锢，现在却又让袁绍出道成为“天下楷模”，怎么看都有点图穷匕见的意思。

望着袁府的牌匾，云飞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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