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勋是个出手阔绰的主儿。他的钱夹平日里总是要放七八千元的百元大钞，因钱夹显得鼓鼓的缘故，他总是把它放在自己的手包里。

裤子旁的两个兜里一般是放些零钞，但零钞也至少是50元，20元或10元的，他从不整理也不清点数量，把钱放整齐，所以零钞摸出来都是一大把。

旅游胜地留下了他的足迹，市面上但凡出现了什么新玩意，他都要去买来玩耍，过几天或一段时间，只要他不喜欢了，或者听说又出了新产品，他力马就去买新的，旧的就淘汰在一边。

他的手机已换了七八次了，样式和功能不断地更新换代，他的男式手包也一次比一次高档时髦。在那个时儿夹在腋下，时儿提在手里的小包内，放着小巧的数码照相机和火柴盒一般大的录音机。

他的穿着和行头从外到里，皮鞋皮带打火机，甚至连内裤都是名牌，用他的话说没有名牌标识，不是牌子货他一律不沾边。

高勋对儿子也是有求必应的，今天他还要办一件事，那就是在名校住读初三的儿子要一辆山地自行车。

儿子对他说：“好多同学都有山地自行车了。”

他说：“你放在什么地方，哪有时间去骑？”

儿子说：“放在男生宿舍楼下，有看门的。我早上起来在运动场上骑。”

他说：“好吧，买一辆，爸给你运到学校去。”

高勋为了满足儿子的要求，把轿车开进市区停进百盛商场的车库里，径直走到卖运动商品的底楼，给他要了一辆蓝色的威克特牌26寸变速山地车。

对一千多元的标价，他只是瞟了一眼，就从皮夹里拿出那个薄薄的小玩意，准备刷卡付款。

他是最早使用银行信用卡的消费者，电脑发出嗤嗤声响打出持卡人消费单，他在上面签下自己大名的那一刻，感觉是如此的爽快和惬意。

签毕，他把笔往柜台上一丢，再把消费单交给售货员。

随后推着车子去了停车库，把山地车放进后备箱。连忙给儿子打电话说：“车买了，你在家等我，我把你和车子运到学校去，我们在外边去吃中饭。”

吃完午饭后，高勋和儿子到了学校。他坐在操场边观看台的石梯上，看儿子兴高采烈地骑自行车。

望见儿子转了几圈就骑出操场的背影，他心里涌上一阵阵莫名的感觉，那感觉有喜有悲。

他象儿子这样岁数的时候，可以说是命途多舛，家里很穷。

他的童年和少年也几乎是没有笑容的，父亲在城里的一家化工厂当工人，得了职业病，去世得早，他几乎忘了父亲的模样。

母亲在街道工作，成天下班都要绕路去菜市，捡那些丢在摊子上的烂菜叶回来做下饭菜。忧郁的母亲木讷寡言，常常去向人家借钱度日。

最让他难忘的是为了减轻母亲的痛苦，自己很小就到河边去挑石子卖钱，三九寒冬，肩上压了重担，迈着沉重的脚步。

脚后跟皴裂的冰口磨擦出的脓血与鞋跟粘连在一起，他都不敢叫唤一声，生怕别人取消了他挑石子挣钱的机会，一天下来，肩头磨破了，只挣五毛钱。

那时候忍着钻心的疼痛，他曾暗暗发誓长大后要做一个不下苦力的有钱人。

他常给儿子讲起他的过去，但儿子轻屑地说，过去是过去，你说了也没用。

他先还为此苦恼甚至愤懑，到后来他也习惯了，再不提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他觉得他能让后代过上好日子，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责任。

儿子这代人有这个福气，这是命运作美，他落到自己那个家庭，就象儿子落到他这个家庭一样，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待儿子过足了车瘾，高勋把儿子叫到身边摸了摸儿子的头，又拿了三百元零花钱，递到儿子手里说，好好读书，长身体的时候，伙食要开好，我走了。

然后，驾起他的桑塔纳轿车，开出了校门。

而高翔其实是他另一个亲生儿子，他与一个情人所生，因为仕途他不能公开，并且在高翔亲生母亲难产死后，由高峰经手让高翔养父母领养。

这个秘密只有高峰和高翔父母掌握，也永远只有他们四个人知道。

看到高翔几经磨练已成才，而且正道直行，他此生了无大憾。

审判结束后，高勋被送往云州市东南郊的横岗山劳改农场服刑。

横岗山劳改农场离市区并不远，山脚下就是旅游休闲的青山坪，那就是去年他和唐局、高峰吃烤全羊的地方。

有时天气晴朗，出工爬到最高的山顶，高勋能够远远地望见市区东山上的东林寺，或许那幢庙宇相隔太远，若不定神寻找是不能看见那个灰蒙蒙的小点。

他在横岗山顶上再也没有听到过慧光寺的暮鼓晨钟，他想那一定是被闹市早晚的喧嚣声抵消在茫茫的苍穹之间了。

而那个灰蒙蒙的小点，常常使他回忆起他过去当官时的日子，他现在常常爱伸手到头上摸光光的发桩，再也不去摸自己的耳朵了。

一年多了，洗脸时他的手偶尔也碰到自己的耳朵，他觉得耳垂已经小了没肉了。

吃香的喝辣的，花钱如流水，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而如今那一切都成了过眼的烟云。

现在高勋过着这样的日子整天穿件条纹的囚服，一日三餐难闻到油荤，在队上天天要点三次名，有事必须叫报告，在外劳动都是由和他以前穿一样制服的管教民警押来押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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