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昆汀的经历相似，宁昊在《疯狂石头》上映之前俩礼拜进过一次看守所，据说是因为把他把小区里的保安给打了。

他在那里头信息饥渴，很享受与牢头一起审讯新犯的时光，审得比警察还仔细；后来他和一个贼成了知音，俩人从改装摩托一直聊到贾樟柯的《小武》。出来那天，他说里面没啥坏人。

今天他找孟轻舟，并不仅仅是喝酒，这家伙已经鼓捣出了《无人区》的剧本，只是心里没什么底，想让孟老板投资呢！

他担心什么，当然是过审了！

美国在分级制度建立前，经历了几十年的“海斯法典”时期，日本电影昭和以来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审查时期，德国在分级制度实行的同时，也同时存在审查机制。

有兴趣的不妨去了解一下，美国、日本过去的电影审查时期。

不得不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但这些，和“中国式的电影审查”，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儿。

国内小工坊式的独立电影，多多少少借着90年代的遗风，还能产出一些水准线上的电影，虽然也越来越少。

而审查制度作用影响最大的，是商业片。

独立电影不能上映，去国外刷个奖，找找外部的发行渠道甚至于还可能盈利。即使不能盈利，投资本来也不多，亏了也就亏了。

以贾樟柯的《小武》为例，前期拍摄加后期费用在38万左右。

对于个人来说，这钱不少，尤其是在90年代的中国；但对于电影投资来说，这钱真的不多。

六代导演当年敢硬扛，多少有一部分这个因素。

然而对于商业电影，审查机制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了命的。

这个关系结构是，审查、市场、观众；政策、积累、电影工业。

明白的说，市场是几十年来行政高压下塑造成现在的状态，而我国观众始终是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发行是某局决定的；

而电影工业在几十年来缺乏积累、懒政式管理的情况下，滞后于这样的水平，也是必然。

一个本来就50分的学生，如果老师又不好好教，家长天天骂，并且学费生活费都不给他，他更大的可能，就是每次考试步步落后，哪怕会的题，也不会主动去做了。

我国电影就是这个学生。

对电影“求精品不求数量”的态度和大制片厂时代非硬性的市场需求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这也使得那一时期的电影审查制度弊端并未完全暴露。

在中国电影被“产业化”之后的这十年里，官方逐渐乐于向国际宣传我国影市的蓬勃和兴盛，但同时又紧握审查制度不放松，“被增长”的总票房数字以及对“世界前列”、“世界几大电影市场”的头衔迷恋代替了原先对电影本身“精益求精”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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