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些无关的车水马龙，我们三人突然停止了谈话。

“有意义吗？兄弟们，我们有意义吗？”这是李茅的声音。“钱有挣完的时候吗？我们在这里探讨着的事情，对这间屋子以外的人，对这马路上的人群，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意义吗？”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我们之中，如同一声惊雷。

我们都不敢看对方，我们之间都感到某种莫名的羞愧。李茅这一问，是我们都不敢面对的。

“前几天，我父亲来了，他一辈子教书的学校，已经拆了，尽管我和然然捐过款，校舍也已经重修过了，但没有学生没有老师了。好学生都上街了，更好的到市里去读书了，最好的尖子已经到了济南青岛等大城市，我们乡中，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考上一本了，父亲有一句话，让我流泪了。”

我们没有打断他，静听他哽咽的声音：“我父亲说：也许，我会是我们乡中考出去的，最后一个清华生了。”

长久的沉默，这话捅到了我们心中的痛处。小苏从贫困农村来，我也是，李茅也是。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进了城市，挣了钱。但是，与我们一样的乡亲孩子们，如今大多在教学质量不高的学校里混日子。

更多的根本没有信心读高中，为摆脱眼前的贫困，都出去打工，流落四方了。父母没信心，孩子没信心，连老师都没信心了。

我们的经历证明，如果没能有好的教育，贫困是会传承的。在大多数乡甚至县的中学里，好老师都被市或省里的中学调走了，好生源也被大城市吸走，在恶性循环的状况下，教育改变命运这个说法，有时，如同一个笑话。

我们从那片土地来，看到他日渐荒芜和衰败。我们曾与那片土地的孩子是亲人，但我们却从来没想过，如何改变他们的未来。

有意义吗？我们唱着上千元一瓶的酒，仿佛站在世界的潮头。但是，这个世界，究竟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想起我那可怜的乡中，已经没有我熟悉的意气风发的师生了。我最爱的张老师，已经退休到成都，当了一名普通的老太太。那些曾经带给我们青春希望的年轻老师，也熬不住山区的贫困与孤独。

孩子们呢？有条件的家长，早已到县到市，给孩子安排了更好的教育条件了。最需要改变命运的穷困孩子，他们接受着这种没有竞争力的教育，迟早会汇入打工者的大军，希望没有了，火种没有了。

我当年惊异于县中与乡中的巨大区别，二娃和我，本来是一样起点的人，高考的差异如此之大。现在的差距，恐怕会更大一些吧。

好久，小苏说到：“我大学的时候，也到贵州支过教，我原以为我老家穷，哪知道，贵州那地方，比我老家更穷，穷得让人无法想象。那里的学校，几乎成了儿童寄宿院，学习为辅，管住他们不惹事为主。有的学生，父母外出几年没见过面，有的学生，从小母亲离家，属于单亲。他们住的爷爷奶奶家，那房子，一脚都蹬得垮，他们是最需要改变的，而教育现状，却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的处境。”

“我们支教也是短时间的，不可能在那里长期工作，我们曾经给孩子们带了些希望，走的时候，又让他们失望。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他们的最后亮光也暗淡下来，成了麻木的人。”

听到他们的叙述，我更感觉自己的渺小。毕竟，为了这种改变，李茅出过钱，小苏出过力。但我，最早富起来的人，却没有实际行动过。

这不正是班长给我提醒的吗？要做有意义的事。这不正是董先生给我嘱托的吗？要做大丈夫。

这么久以来，我只沉溺于自己的小世界。什么感情，什么孩子，什么家庭。这不是无病呻吟么？我所拥有的生活，是多少人羡慕的啊。

生活给了我巨大的馈赠，而我却不思回报。我过着少年时期自己不敢想象的生活，我取得了父母辈无法计算的财富。凭什么呢？凭文化和奋斗，我没有二娃有文化，我没有班长辛酸的奋斗历程，我没有王班长拼命的探索，我更没有眼前这两位，同情那片土地、那些亲人的善心。

回想至今为止，除了我自己的亲人，我几乎没有给别人做过好事。汶川的孤儿，也是妍子提议收养的，我只不过是怀着私心看望了一下，点了一套西式快餐！

我吝啬得如同守财奴，还不知足地在钱财上企图增加尽可能多的数字。在眼前两位的面前，我没有说话的资格了。

这是第一次，在他俩面前自卑，因为道德感。

“我想做件事，还没跟然然商量，我要尽我所能，把我的乡中，兴旺起来。”李茅说到：“我还没有好的办法，但已经有了一点思路，我先做做看。给我父亲看，给那些曾经教过我的老师看，给我那些贫穷老乡看，给那些孩子们看，给然然看，给我将出生的孩子看，我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不甘心，不甘心那个用最大努力培养我的地方，我成了最后一个清华生。”

李茅说这些话时，语言中有一种悲壮的坚定，他的形象，此时，在我心目中，突然高大起来。理工男不是没有情怀，只是他把情怀凝聚在他的行动中。

此时，这个逻辑性严酷得没人性的直男，突然吟诵出一句诗歌，我们都听懂了，因为他的声音哽咽，因为他的语言是一字一句咬出来的：“为什么我的双眼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我不同得想起了艾青同时代诗人的一句，不自觉地念了出来：“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延安的小米把我养大。”

而小苏，却抹起眼泪来了，他没说话，没哭出声，他只是抹眼泪。好久好久，他才回过神来：“我读书的镇中学，我最爱的数学老师，现在在省城，给人当家教了。我真他妈的不是人。这个老师跟我亦师亦友，当年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根本上不了一本，他每天辅导我数学，晚上还给我加餐，是用他自己的钱，他也是单身汉。要没有他，我数学高考不会有130分，要知道，我英语只考了80分，其它科也差，要不是数学，或者说这个老师，我根本没机会跟你们坐在一起。”

他述说的平静中饱含着重量：“这老师在乡中呆不下去了，因为老给学生垫学费，他老婆骂他不会挣钱只会贴钱，他只好辞职，到省城挣钱来了。我知道，他的理想，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更多学生的命运，而今天走的路，是他不愿意的。我给他钱，他不要，他说他今天挣得不少。但跟我说：如果不能改变几个贫困学生的命运，他觉得他活着没多大价值。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我虽然没你们有钱，但改变他一个人的处境还是可以的。但是，如何实现他的理想，我根本没有信心。他用全力培养我，我却帮不了他，我真是无能！”

“然然在大学里，老师和同学的关系相当密切，他们甚至组成了利益共同体。就连她们中学的师兄弟，也在生意或者事业上，有互相帮助的习惯。她们所处的阶层，其实都是日子好过的人。恰恰是我们这些所谓凤凰男，成了乡亲的、父母的、老师的骄傲，却根本没有帮助到他们。”

我听到这里，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只要妍子同意，我愿意把酒吧的赢利拿出来，作一个教育基金。因为原来我就跟妍子商量过，这酒吧和利润，作我们孩子的教育基金。我们没孩子，这基金再用于教育，她应该是可以同意的吧。

我说到：“老实说，跟你们比，我境界差大了。我想了想，我现在能够支持的只有钱，如果能够用钱来解决问题，那我愿意做，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庄哥，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李茅说到：“我没投过钱吗？我们乡中，校舍重修的钱，实验设备的钱，都是我投的，有用吗？没有用。好老师都走了，没好老师，哪里教得出好学生？”

“庄哥，以我原来中学为例，你是不知道惨状。”小苏说到：“一本率是多少？不到5！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一本率还有10以上呢。怎么办？连最爱教育的数学老师，都留不住，怎么办？生源也不行，家长也不重视，学生也没希望，混一天算一天。”

我算了一下，按小苏所说的一本率，大概相当于全国所有高中的平均水平略低，当年的10以上，已经高于平均水平了。看样子，他所说的现状还算是中等情况。可想一下，那些一本率达不到5的学校，还有一大把。我想，我原来读书的中学，估计，要考上个一本，也是极少数人的事了。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究竟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李茅这分析思辨的习惯，又充分展现了出来。

我们讨论了一下，关于教育这类的系统工程，按分析习惯，大概可以分为硬件我软件两个方面。从硬件上看，需要的是钱。但这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比如李茅就投入过，但没什么好的效果。

那么，原因主要就是在软件上了。所谓软件，大概分为生源、师资和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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