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我们中国自周天下奔溃，秦汉立国开始，早早便确立了世俗化的国家形态，历经修葺，蔚为一种成熟的国家体制。自耕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宗理与帝制一统相为表里，郡县间架与文官体制互为犄角，而由儒学意识形态与宗理连接上下，拱立支撑，烘托起一个庞大帝国，却是一种切切实实的国族形态。

其生聚，其作息，经磨历劫，老到圆融。分分复合合。行行重行行，终究统一，便以一统为常态，分立为变态。直至近代欧美日外力打上门来，这一波现代文明骎骎乎席卷天下，这才被迫奋力转型。

我们首先要肯定辛亥革命无与伦比的积极性、先进性和划时代性，首先缔造出一个共和制的国家，推翻皇权，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是辛亥革命太仓促了，有点措手不及的状态。革命党人没有来得及为获取政权而做准备，以致中央政府是一帮革命者在运作，而各个省却是一群革命的投机者也就是清政府的原官员掌控。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变成为利己主义的各省巡抚做嫁衣，换汤不换药，革命党人和北方的一心想革新的军人集团，马不停蹄开始争夺表面上的控制权，没有一个省是彻底变革的。清朝末期什么样，辛亥革命后还是什么样，当然除了形式上将拖在脑袋上辫子剪掉以外。

我测算过，辛亥革命时思想上彻底的革命党人也就两三千名，我还是往多处估算的。一个省要完全掌控至少需要三千名革命党的人。这下可好了，好不容易取得革命胜利但果实却不是自己的。

平心而论这时候的革命党不适合执政，自己都没有执政团队，你拿什么执政靠吼口号？但不幸的是这帮人权力欲望太强，并不甘心丧失轻易到手的权力，于是乎南北两个集团开始无休止的争斗，而不是将精力放到去封建化的进程上。

袁大总统执政前一两年，可圈可点，这必须客观评价，但也架不住革命党人处处钳制，他走了一步昏招称帝，于是乎反袁声起，各地拥兵自立，一片大好形势被搞的四分五裂。

大家看我身后这幅割据图，北方张作霖，靠出卖矿产资源获得日本人支持，现在和直系在关内打的不可开交，说白了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张作霖替日本从关外向关内扩张。曹锟为维系自己在华北利益得到西方各国支持后，抵抗张作霖的进攻。

南方形势就乱了，当革命党人的理念被世人当着空中楼阁后，陈炯明开始离心离德，孙同志手中无兵不得以再次返回上海。陈炯明虽然驱离孙同志，但南方一直是革命党人的大本营，陈炯明能走到那一步现在还说不定。

皖系从前天起已经谢幕，浙江、安徽已经脱离他们一心一意谋发展去了。四川处于混战已经提前预支农民10年后的税赋。西北三马、贵州那边是唐继尧，广西路桂荣，山西阎锡山。这就是现在国内割据形势图。

清朝快速覆灭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官僚系统的末梢严重失控，也就是基层政权的失控。中国的县级行政单位数量从唐到清之间始终稳定在一千到一千五百个这样的数量，而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口翻了好几番，我们就不难明白基层行政是多么棘手的问题了。而一旦基层行政失败，上层建筑就会与它的人口、土地与粮食隔绝开来。

在基层，皇权撤离后形成的是士绅、农民的二元格局。从前，士绅似乎充当着农民的保护伞，保护农民免受代表皇权的衙役侵害。现在是士绅而非衙役在横行乡里、在向农民征税。士绅与农民间含情脉脉的面纱被揭开了，农民能愤恨的对象只剩下了士绅，当然，大多数时候他们把愤恨积压在心头。但当这种愤恨真的被点燃时，它将焚尽一切。

毫无疑问，近代随着帝制的奔溃、国家的危亡，农民陷入了更深的苦难。如果说在前近代乡绅阶层或多或少受到儒家伦理的约束，并维护着地方的稳定与和谐，从而还承担着某种“正能量”功能的话，那么近代之后，这一阶层则整体性的劣质化了，滑向了土豪与劣绅。因此，这一士绅主导的基层机构成了窒息农民生机的枷锁。它不仅通过暴力镇压和威胁迫使农民不敢反抗，而且也进行思想统治，用传统与迷信让农民自觉“认命”，使后者陷入苦难的轮回里不能自拔。

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重塑基层政权，理顺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引导农民有序的脱离土地投入工业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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