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之后，各个学校与伪满政权下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一样，也是由日本人出任副职。但任何人都明白，侵略者如同隐藏于台下的木偶艺人，掌握着实际操控权。

福源大藏，一位40多岁的日本人，出任了他们学校的日籍副校长。他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随和、严谨而彬彬有礼。

幸运的是，别的学校有过日本人体罚学生的事情，但这里没有。日本校长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他从来不和学生和老师谈其他事情。这位副校长不仅负责管理，还亲自为各个年级上课，主要是教授他的母语——在当时的学校里，日文好坏是衡量学生成绩的最重要的指标。

每天早晨，到操场上出席半个小时的“朝会”是全校400多名师生的必修课。内容千篇一律：升日本及伪满国旗，用日语和满语——实际就是汉语——分别唱日本国歌和伪满“国歌”，然后背诵“康德皇帝”（溥仪）的“诏书”和“国民训”。“日本人是我们的祖先，现在日本则是我们的亲邦。大日本帝国拯救了满清，还对我们提供持续的帮助，我们要与日本永远亲善，要感恩……”这就是“诏书”向“臣民”们灌输的精神。

“朝会”的另一项内容，就是集体行注目礼。学生们的目光要向着新京（即长春）的方向遥拜“康德皇帝”，再向着东京方向遥拜日本天皇。在枯燥乏味的‘朝会’上，学生们冬天冻坏手脚夏天被烈日晒昏的事情时有发生。所有人都对它深恶痛绝，但也只能默默忍受。

学校几乎每一周都被安排数次其他类型的“亲日”教育。比如去“协和会”听演讲，比如参拜纪念日本阵亡军人的“忠魂碑”，或者参加日本节日——不仅包括天皇祭日，还包括日本的陆军建军日、海军建军日——的纪念活动。而当时所用的日记本，都因为日本人倡导的“日满协和”而被印上了“协和日记”的封面。

伪满时期，日本****为了维持殖民统治，对东北人民除了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外，还利用“满洲协和会”进行思想统治和精神奴役。“协和会”的前身是日本关东军中一些狂热侵华分子于1932年4月组建的“满洲协和党”，同年7月25日，在“协和党”的基础上成立了“满洲协和会”，溥仪为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名誉顾问。

“协和会”在新京设中央本部，在沈阳设中央事务局，还在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设地方事务局。该会章程规定，凡“满洲国”居民，年满20岁的男子均为会员，妇女均为“妇女会”会员，15岁至20岁的青年均为附属的“青年团”团员，10岁至15岁的少年均为“少年团”团员。

“协和会”惟一的目的就是“遵守建国精神，实行王道主义”，也就是为日本****在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服务。机关、企业的工作人员每个月也至少要被安排一次参拜“神社”的活动。除了对于“日满友谊”及“伟大日本民族”的无限赞美，严密的消息封锁让人们很难了解发生在东北之外的血腥与灾难。

日本人的奴化教育非常厉害，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其影响下长大的孩子。那时候头脑里完全没有什么反日的念头。毕业多年后季羡文才渐渐意识到，他的启蒙老师-薛老师当初很热心地鼓励大家记好日记，“保留这段历史”，应该是另有深意的。

那时候民间并没有“亡国奴”一类的概念，甚至“中国”都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关系。民众只是大体知道，满清复辟了，而且受制于日本人。那些负责“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们对时局有着稍稍清醒的认识，但没有人敢当众表露。

学校里有个别老师和学生悄悄地传播一些不同于“主流教育”的信息和思想，有同学教给他一句顺口溜：“日本话，不用学（学读作xiao，第二声）；日本人，长不了”。

尹羡文还是学了日语，他觉得消极的抵制不如把日语学好，学透，看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样热衷于侵略。还有一点，学校规定，日语不达标，不能顺利毕业。季羡文想早点摆脱这种洗脑的学习生活的话，日语就必须达标。

三年的学习让尹羡文压缩到了两年，当他提交提前毕业申请的时候，学校的老师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学习能力。这个闷不吭声埋头苦学的学生，不但专业课达标，而且日语也考了个高分，沟通已经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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