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舜想着回到原来的话题，于是说道：“祖父不如继续跟孙儿说说，余氏书坊当年的盗版行径？”

刘易继续缓缓道来。

原来，《大宋中兴岳王传》、《唐国志传》这两部小说，本是熊氏的种德堂主钟谷先生所编，而余氏的双峰堂在翻刻时，却赫然写上“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把熊氏的序改署“三台馆主人言”。

余氏为此花费了不少心机，结果还是漏掉一句熊氏留下的印记，即“钟谷演义至此，亦笔七言绝句”。

余象斗不仅翻人已成之刻，甚至攘别人之作为己。余氏双峰堂刊本《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实为熊氏所撰，却伪托“云间陈继儒编次”。

说到此处，刘易换了责备的语气，说道：

“还有上次，因你与余氏的人赌牌，把我们的书版给输掉了，那卷书叫《书法丛珠》。后来我得知，余象斗在刻印他们的《万用正宗不求人》一书时，直接把我们的《书法丛珠》全部编入其中，是为卷十六。《万用正宗不求人》的书后牌记题‘万历岁次丁未潭阳余文台梓’，然而在卷十六末又有‘万历新岁乔山堂刘少岗绣’。连乔山堂的牌记都忘了剜去，还好意思在卷端告白中，把坊间诸书杂刻贬低一通，然后大肆自我吹嘘，笑死我也！”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官府，跟余氏的人打官司了？”刘舜天真地问道。

刘易瞪眼道：“不行！”

“我还是不太明白，大明朝真的有知识产权相关的律法吗？”刘舜脱口而出，忘了解释什么是知识产权。

不想，老爷子竟然也略懂，只听他说道：“知识产权？这个说法倒是很好。”

随即，刘易又缓缓道来。

原来，早在前朝宋时，东京夜市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的诗文市场，市民出题目买诗，有时买方还指定韵脚，价格一般三十文左右一首。

这种知识产品的交易是一次性的，产品也是专门订制的，为专门的对象所消费，交易条件由双方自由决定，尚不需要专门的律法去规范。

由于知识产品的需求量扩大，编辑、印刷和出售这些用于文化消费的知识产品，然后向普通受众出售就是有利可图的事情。

印刷一本高质量的书需要精心编辑校对，然后选用上等坚硬木材作为雕版材料，请人开雕书版，其间要耗费大量的智力和财力。

当书籍面世后，如果它足够畅销，就会有嗜利者省却先前的智力投入，直接以现成的书为模版，私下复制版本，大量印刷销售。

这种复版的成本也相当高，但如果其利润足够高，并且没有法律的禁止，这种复版行为会变得相当普遍。

但这种行为会严重侵犯原版编校者的利益，如果不加以遏制，知识产品的质量会越来越低，并且也不利于新的知识产品的创造。

于是保护知识产权就成为一些知识产品创造者和经营商的诉求。

国子监曾登记有“禁止翻版公据”申明：

“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今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为照??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

《宋刻本方舆胜览》一书的《自序》印有两浙转运司的录白：

“状：本宅见刊《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凡数书，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积岁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方舆胜览》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板之患，乞给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板，断治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

听了这些，刘舜急忙问道：“我的《西游补》刻板之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版权申明？”

刘易老爷子说道：“乔山堂的书皆有牌记，印有‘乔山堂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