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横滨港又待了两天，我们的德胜轮拔锚起航了，离开了日本。

我们的第一个航程是从日本横滨港，去韩国的仁川港。

横滨港到仁川港很近，两天多就到了。但也是我乘船在海上航行时间最长的一次。

上一次乘坐轮船在海上航行还是从烟海到大连，去找王辉玩。

那次是旅客，需要花钱买船票，但这次我是轮船上的船员，不仅不用花钱买船票了，而且还挣钱，挣工资了。

想起这些就开心。

上次坐客轮没有机会去到甲板欣赏轮船在海上航行时的景致，这次不同了，两三天持续地在海上航行，令我有好多机会可以去到甲板上看看大海，确切地说是太平洋。

我可以从船舱侧面出去，到侧面的甲板远眺船头劈波斩浪的英姿。

也可以从厨房的后舱门出去，站在后甲板的上层看巨轮航行过后，拖着的长长的尾迹。

有时也会跟二厨一起下到尾部甲板，一个人把住栏杆，探出身子，极力伸着头，向船尾底部看去，可以看到硕大的螺旋桨在翻江倒海，有力搅动着，推动着这艘巨轮前进。

这时，另一个人会一手把住尾部挂国旗的桅杆，另一只手搂住对方的腰，起到保险的作用。

那是第一次去仁川，因为刚刚上船，对船上工作和人员都还不是太熟悉，本来不想下船了。

但在仁川港靠泊的时间长，加上这几天我也熟悉了船上的工作环境了，最重要的是刚发了伙食费一百美金。腰间有钱了，腰杆就硬实了许多。

正好，二厨也早急不可耐地想下去看看韩国什么样子，于是我俩就结伴一起下地了。

1989年，那时我们与韩国还未建交，我们还称：南朝鲜或南韩。

仁川港是我跑过的唯一一个带有船闸的港口，仁川港位于带有制约极高潮差船闸的汉江河口，距韩国首都首尔那时叫汉城只有30公里，是首尔的海上门户，是韩国第二大港。

那时的韩国也是在发展期，城市发达程度跟美国和日本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后来跟着船也去过广州、此前跟美东去过上海和北京，对比一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仁川其实跟当时广州差不多。

商业街也是有些脏乱远不如日本干净整洁。倒能看出非常有活力，正在高速发展期。

印象比较深刻的仁川有条地下商业街，好像后来去过的哈尔滨那条商业街，卖服装的比较多。

记得那年韩国比较流行格子阔腿裤男人都穿着一条上下一样宽的格子裤。腿显得更加粗短。

说实话看商业街的女孩，真没发现有跟现在韩国女孩那样漂亮的。其中必有奥妙不懂。

我的伙食费不用上交跟着管事和大厨吃所以节省的伙食费一百美金。揣在兜里下地出去逛。

其实没想都花我那条船工资九百多港币差不多也一百多美金加起来每月会有二百美金收入，还要攒着回国买大件呢。

这一百美金就是压压裤兜增添点底气。

因为第一次来仁川，前几天一直没下地这是第一次在仁川下地，还不太熟悉。

打听了半天好容易找到一个说着同样蹩脚英语的韩国人，打听到有条商业街地下的，感谢他，提供信息，可以坐公共汽车过去。

商业街也没啥太好的装修，比那会儿烟台的海防营条件好一点，也是一个个摊位，也有些简单装修的小门店。

看到一家卖手表的，我过去看，那会虽小，但还是已经感觉应该拥有一只手表了。也快下船回国了，想给父亲带一只。对手表没有品牌概念，没有价格概念。

那时是中日蜜月期，电视广告上经常出现“精工表”，“西铁城”，我认为这可能就是最好的表。

我指着一只金色的手表问“？”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也穿着格子宽腿裤，叼着根烟，不屑地看着我，打量半天问：“r？”

“，”我回到。

明显能看出他脸上加重的不屑：“n？”

“n。”

看到他马上开始不耐烦了，挥挥手让我离开。

我也开始有些恼怒，正是血气方刚，打架比过年还开心的年纪。我伸手抓起那只表，伸到他面前，“，！”

语气也明显加重，也开始有些不友好了。

他有些愣，可能以前赶中国人时没这么费事。下意识地说：“r。”

我拿起来一看，表上镶嵌的牌子是：“r”，心里话：不认识，肯定不是啥好牌子。

又开始找，找了半天看到那个熟悉的名牌“s”，顺手拿起来，又伸到他眼前：“？”

“”那家伙喃喃地说。

我接着问：“这是叫精工吧？”

他懵了，“？。”

他听不懂了，我很得意，又找了一只金色的“s”，把一金一银两只精工表抓在手里，一只手从后屁股兜里掏出两张美金，递给他一张，“，我都要了。”

那家伙马上不一样了，换上笑脸，不停地“”，不停地“”。

而且很殷勤地马上给我找了两个挺漂亮的手表盒子，帮我把表放进去。还仔细地用软布把手表表面又擦了擦，才恭恭敬敬地递给我。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不会再有这样赶中国人的韩国人。除非脑子秀逗了。

国家实力决定你在外边的待遇，这是基本道理。

回国后，那只金色的“精工”送给了父亲，那是我送给父亲的第一件礼物，父亲一直戴了二十多年。

而那只银色的精工表就替代了我戴了两年多的“上海牌”，还记得“上海牌”是我那年转学回河东高中时，父亲临走时给我的，伴随了我两年多的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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