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定钦定宪法大纲的廷议最终没有一个官员再提出异议。

因为大明帝国的高级官员们从未想过帝国的制度需要用明文规定下来，朱厚照的这个提议无疑太过于新奇，让他们措手不及，也让他们很迷茫，不知道是该阻止还是该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朱厚照便只能利用皇权诏令翰林院组织宪政馆，由宪政馆拟定钦定宪法大纲草案。

同时，这个草案还会在拟定完成后再次召开廷议。

但宪政馆制定帝国宪法的翰林院学士得需由朱厚照亲自任命。

朱厚照要求选择出身于不同阶层的翰林院官员参与，不能只有官绅阶层出身的，还要有庶民地主阶层出身的，还得有商人背景和没有商人背景的，同时不能只有北人，也不能只有南人。

可以说，朱厚照制定钦定宪法大纲目的虽然是保障自己的皇权，但做法还是很民主的，没有说自己直接决断，不与群臣们商量。

当然，朱厚照这样做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让大明帝国的这些文官们习惯用法制治理帝国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用伦理关系去治理帝国。

时任南直隶巡抚的王阳明此时也通过皇明报知道了朝廷要制定宪法的事，同时他也从皇明报上知道了这场关于制定宪法的廷议内容和在报纸上的争论。

而这次关于制定宪法的议论同给帝国的其他官员带来很大冲击一样，也给王阳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王阳明发现即便他当时也在朝堂上也无法辨别皇帝陛下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的。

他不得不承认当今这位皇帝陛下很喜欢制定规则，刚在南直隶制定了一个公约，又和几个与皇家银行关联的内外重臣制定了一个守约，现在又要制定宪法。

但王阳明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规则很有必要也很有效，一旦有了规则就有了秩序和公平，譬如南直隶的公约便让江南士绅们不得不缴税，而无从辩驳，因为白纸黑字的规则摆着的。

可这也让王阳明发现，自己所学的儒家理学知识在这方面是很匮乏的，似乎自己所学的儒家理学知识只注重于修身和强调伦理关系，在帝国需要什么规则来治理方面从未有过解说，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只说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可君的纲到底是什么，是有哪些权力？难道这儒家的思想是要让天下的人都做君王的奴隶？君王说什么就是什么？主宰臣民生死？既然如此，为何又有“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说，这岂不矛盾？

王阳明发现自己需要重新去做学问，去解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国，人与君王的关系，还有人与自己的关系，对于天下而言，需要用专门的学问去诠释什么才是最合理的制度，同时人应该有什么权利与义务。

王阳明发现自己快要打开新的思想世界。

为此，他又把朱厚照的治国纲要看了起来，又去了竹林，又上山去找坐禅的和尚与修仙的道士，甚至还专门去问种地的农夫想要的是什么，还问自己丫鬟想要的是什么，在王阳明再三鼓励下，丫鬟羞怯着脱了衣服，说想要做姨娘。

与王阳明一样，翰林院掌院学士康海现在也很迷茫，皇帝陛下要制定宪法的事在他看来很荒谬，因为自古王朝治理天下就没有什么宪法，要么是黄老学说，要么是儒家学说。

但康海现在又说不出荒谬在那里，即便国朝是以程朱理学为正统，但也没有明文规定这程朱理学可以直接拿来当政治制度用，甚至根本就不能拿来直接当政治制度用！因为“存天理，灭人欲”这东西就是拿来要求个人的，要求国家有些不对题之感。

而且就算以程朱理学的学说作为政治纲领，好像也很矛盾，按照君为臣纲的思想，天下士绅就不应该质疑皇上劝谏皇上，否则即便劝谏皇上，皇上如果不听他们也只能服从。

作为官绅阶层的康海不得不承认自己心里很抵触这样的观点，但他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把这种思想视为了正统。

可当康海想到父为子纲时又觉得没有错，为人子者怎么可以反对父亲！

康海陷入了迷茫中，他发现宫里的皇上给他出了道难题，也让他发现自己即便是状元，似乎学业并未精通，对很多事情还未能理解清楚，尤其是当他看见宪政馆里那些个平素温文尔雅的翰林学士吵得面红耳赤时，他更加没想到原来官绅出身的官员与庶民出身的官员会在宪法的制定上分歧那么大。

康海上了一本想辞官去京师大学当学生的奏疏，他发现京师大学所教授内容有很多四书五经里未提到的学问，甚至不少是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而且很直白，他甚至现在也不知道这些学问是什么体系，但他现在决定去学习学习，他觉得他可以从那里学到一些新的知识，从而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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