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有心人开始发现，高等学府已经不再是纯粹钻研学问的严肃场所，公园角落里一男一女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

在年轻人中间，不但诞生出一个用来形容人的新词儿——“很开放”。

互有好感的青年男女之间，那原本遥远、隔阂的界限，也正在借助一种较为委婉的亲近方式开始拉进。

要知道，当时搞对象的人，非常保守，可不敢在大庭广众下明目张胆的拉手、搂抱。

但肩并肩漫步的过程里，他们的手臂却往往会紧靠在一起，而且都会向后背着。

这样做，便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亲近，以体现出俩人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来。

这应该也算是一种民间智慧的创新应用。

只是与渴望变化的年轻人完全不同。

这个时期，其他群体却几乎都在因为身边正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巨大改变而感到焦虑不安。

另外，由于“伟人”在这段时间发表讲话，宣布可以分期付款购房。

以及“外汇兑换券”作为购买力超然的第二货币，在我国开始正式流通。

也让长期在分房福利政策和物资配给制上占有优势的一些阶层，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和无所适从。

还有文艺界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正在愈演愈烈。

此时的李谷依，正因为演唱了一首《三峡传说》的主题曲《乡恋》，而饱受业界的批评和质疑。

在工作里，国有大中型企业显得步履蹒跚，沉疴难愈。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赖一个样。

不但让渴望恢复旧日荣光，努力工作的人日益心冷。

也让国营企业人浮于事，越来越丧失活力。

毫无疑问，城市人口暴涨是知青大返城的必然结果。

从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京城以每年几十万人的速度，容纳这些从异地归家的青壮年。

京城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孩子属于这个群体，因此没有人能够抱怨。

就拿扇儿胡同2号院来说吧。

继宁卫民之后，边家的二儿子边建功，米家的大闺女米晓冉。

也都在这个春季回到了家里，把户口都迁回了京城。

于是，不但工作岗位的缺口越来越大，返城知青有了“待业青年”的雅号。

京城的市政体系和服务业也深陷在超负荷运转之中。

无论坐公共汽车、上街买东西，澡堂子洗澡，洗发店里理发，照相馆照相，还是饭馆里吃饭。

这些人们的基本需求，全都变成了困难重重之事。

以宁卫民的家门口儿来看，无论前门大街、大栅栏、鲜鱼口、还是打磨厂。

作为京城的闹市区，几乎从早到晚的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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