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三年春节之后，樊书金和张大成又回到了工作的地方，而樊小伟依然靠红白事吹唢呐挣钱，开始了有家有口的生活。我和樊小义、杨军华又开始了学校生活，程丽珍也回到她的学校。

这年春天，樊爱民卖掉了家里所有的牲畜和家禽后，在南集租了一个门店，算是实现一个小目标，继续做着剃头的营生，而同时，他们夫妻俩还辞掉了之前所承包的庄活，其他地方即使有集有会他们也不再去，而是专心在理发店剃头。那个时候房租、水电费都很便宜，当然剃头收的价钱也比较低，樊爱民说：

“以后不用再风吹日晒的在外边跑了，有了理发店也算有一个正经‘生意’。”

樊爱民的手艺不错，在我们村方圆几里也算是出了名的，所以找他剃头的人排成队，樊爱民说：“我干了三十多年的老本行，论刮光头和剃平头没人能跟我比！”实际上，他并没有吹嘘，光头刮得油亮，平头剃的整整齐齐，若是客人说头发留长一点，那么樊爱民剃的头就很有“年代感”了，就像电视剧里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型！所以，他的理发店里只有一些老头和中年人，年轻人很少有人去，女孩更不会去，一是店里卫生不好，脏乱差不说，还有一股怪味；二是当时的年轻人都想模仿明星发型，还要染头，樊爱民根本不会这些手艺，有时候他会无奈地对樊小义说：

“唉！手艺也有过时的时候，你得好好学习啊，知识是不会过时的。”

也有一次，樊爱民竟然去县城的理发店学习了两天，回来之后，说道：

“那都什么玩意！把黑黑的头发非要染成黄色、红色，还有染成蓝色的，好看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看。都什么玩意！”

这一次也并不是什么都没学，最终学会了拉直发，还买了焗油机，但这些也没有用到年轻人的头上，因为他们根本不会进店门。后来这些工具还是用到了老头和老太太的头上，有一些老年人要给儿女办喜事，想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点，就到樊爱民的店里去把头发染得黑黑的，有些相对讲究的老太太，想把头发拉直，这样看起来更有精神。樊小义放假回家的时候，也会让樊爱民剪头发，剪过之后，别说樊小义不满意，连樊爱民自己都不满意，说

“这么帅的孩子，竟然丑在了他爹的剃头刀下！以后只能挣老年人的钱喽，我呀跟年轻人无缘。”

豆腐杨的生意还是很好，当看到樊爱民在南集开店时，他也希望自己开一家豆腐店，专卖一些豆腐、豆皮、黄豆芽、绿豆芽之类的菜，如果生意不错，继续扩大规模，把豆腐店变成蔬菜水果店，如果还不错，再继续扩大规模，将蔬菜水果店变成超市，想想都觉得未来很美好！其实，真实的想法跟樊爱民类似，不想辛辛苦苦地赶集逛街游乡了，现在都四十多了，感觉太累。但是卖豆腐和剃头最大的不同在于卖豆腐是真正的生意，而剃头是手艺，生意是有成本的，手艺则不同，没有成本，如果非要说手艺有成本，那成本就是时间和学手艺的学费，磨豆腐也都需要这些成本啊。豆腐杨算来算去，还是觉得开豆腐店不太划算。这个计划也就取消了，但是，他确实想开一家店！

木匠程和妻子在过年之后又出去打工了，将孩子们留在了老家，每个月都会给程丽珍寄钱，除了这些，程丽珍偶尔也会通过学校的IP电话联系木匠程，但是话也说不多，往往是报喜不报忧。据说，过去的两年，木匠程两口子还是挣了不少钱的，既不盖房子、又没买车，衣着也很普通，他们低调得让人捉摸不透。

鞋匠张的生意也不错，除了抬轿之外，只是天气对修鞋影响太大，刮风下雨都出不了摊，只能等风和日丽的好日子。那个时候，相对而言，生意还是好做很多，农村几乎没有做鞋的了，都是买鞋，原来的千层底除了老年人，几乎没有人再穿了，即使是布鞋也都是到集上去买。年轻女人的高跟鞋、年轻男人的皮鞋很流行，这些鞋容易断跟、断底、开胶，鞋匠张一分钟就能处理，而且收价还比较高，年轻女人和男人也都乐意出钱，鞋匠张只要外出一天少则也能挣二三十块，多的时候可以突破五六十块。这在当时，依然算是不错的收入，毕竟那个时候的物价还不算高。

二〇〇三年春，“非典”爆发，学校不允许我们放假，也不得随意外出，每天晚上都有保安巡逻，严防学生跳墙出去。按照当时的传言，绿豆汤和板蓝根可以预防非典，一时绿豆和板蓝根的价格暴涨，家在学校附近的同学们的家长纷纷来送绿豆汤和板蓝根，这些同学也比较慷慨，让我们每人喝一口。疫情解除之后，我们终于放了假。回到村才知道，樊书金和张大成也回来了，樊书金说：

“从首都回家的客车票价格翻了好几倍，而且票还紧张，最后我是躺在客车车底的行李层回来的。年纪轻轻，我不能死在外边啊。回来之后，村长不让我进村，就在村南搭起了庵子，每天体温正常，半个月后才允许我进村。”

这家伙也太怕死了吧！

张大成也是这样回到的家，只是从省城回来，被隔离了三天就被允许进家了。这家伙也太没出息了吧，还亏说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呢！张大成狡辩道：

“我是说过这话，但是我不知道老天爷是啥想法呀！他如果要我的命，我觉得很冤啊，毕竟这么年轻！”

张大成一周之后再次回到了省城，而樊书金在一个月之后才回到首都，况且给我们来了一封信，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好的消息。信上说他的师傅因为酗酒死了，他十分难过，在这个城市里他没有了依靠，他现在有两种选择：一是回县城，在我们本地最高档的酒店继续学厨艺；二是继续留在首都，让我们给他一些建议。对于这个问题，他似乎问错人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无助和寂寥，而我们给他的回信明显偏文艺，而不实用。我们给他回信说：

“别难过，你已经是一个十七岁的男人了，况且也已在外闯荡了好几年，希望你继续在大城市发展。师傅只是人生中的指路人，陪伴不了一辈子，请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地朝梦想的方向前进。”

半月之后我们又收到了樊书金的信，他说他采纳我们的建议，在首都继续学艺，好好发展，为梦想加油！殊不知，我们这个仅仅看上去很美好的建议在三年之后打破了樊书金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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