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我的梦想”这样的题目，同学们写出的作文更是千奇百怪，杨军华写的是“我的梦想是当个警察”，理由是“可以弘扬正义”；樊书金写的是“我的梦想是当个厨师”，没有太多理由，就是喜欢做饭；张大成写的是“我的梦想是当个军人”，理由是“保家卫国”；还有的同学的梦想是当个科学家、医生等，而樊小义、程丽珍、我以及全班大部分同学写的都是“我的梦想是当个人民教师”，理由是“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是一个光荣而高尚的职业”，纪老师看到作文之后真是哭笑不得，说：“一连十几届的学生最大的梦想都是当个老师，老师也并不是一个那么如意的职业，就像你们三年级的老师和白老师现在已经做生意去了。”

很多事情我们根本就不理解，就像我们不明白李老师和白毛老师为什么还要做生意，白老师夫妇为什么要去省城。后来也了解到，即使是纪老师也做着收鹅毛、羊皮的买卖，生活上的事情或许我们根本就不懂。我们学校一周要上六天课，一个老师上三天，而所有的男老师都在做一些小买卖，就像收毛发、羊皮等，而这些生意在近一些的地方是不能做的，因为都被同行收走完了。他们没有课的时候，早晨四点多就要骑着自行车跑到十几公里外的地方，走街串巷，吆喝着“卖鹅毛喽、收头发辫子喽、卖羊皮喽”，有卖的通常直接点现钱给人家，纪老师那个破包上课的时候装课本和教材，做生意的时候装零钱和称杆。天将黑，便往家的方向走，回到家的时候往往已经很晚了。每隔一段时间还要驮着收来的东西到县城去卖，那里收价比较高。他们除了工资，就靠这些东西的差价养家糊口。在我们学校，除了校长和副校长是正式编制的老师，其他老师都属于“民办教师”，不发正式工资，只有课时补贴，所以他们额外做点买卖并不稀奇，而樊老师、白老师夫妇辞职也不稀奇。

许多同学终于明白了，当个老师也很辛苦。后来，纪老师又出了新的作文题目，“我最佩服的人是”，而我们大多数写得都是老师，写到“老师就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老师就像园丁，不畏辛苦，培育祖国花朵”。

一九九六年国家取消了工作分配制度，这对于很多人来说等于失去了进入体制工作的机会，也失去了“商品粮”的铁饭碗。这一事件对樊爱民来说受到了很大打击，本来想着让樊小义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就相当于是“商品粮”了，现在国家竟然取消了，那上大学还有啥意义！得知这一消息的晚上，樊爱民就去找了校长，校长说：“老樊，你也是个年轻人，现在都是啥年代了还商品粮啊商品粮！现在国家不分配工作也不代表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工作啊，只要是学习好，工作就能随便挑。再说了，小义这孩子才上小学，离大学还远着呢，你考虑那么远干啥呀！”樊爱民说：“咱们村有很多小孩都不上学了，俺坚持让这孩子上学，就是希望能考上商品粮。你说得也有道理，但是现在国家取消分配工作了，我这心里老别扭！”校长说：“现在发展多快啊，以后是啥时代谁知道。商品粮不好当，铁饭碗也不好端，都过时了，你瞅瞅现在，出去打工都比商品粮挣钱，能挣到钱就是银饭碗、金饭碗。”校长接着说：“上学肯定比不上学要好，就算是打工，不识字的只能干苦力，识字的就可以少干点苦力，工资还高。”听到了校长的话，樊爱民虽然心里仍有一些失落，但心里稍微痛快了那么一点。即使国家取消了分配工作，樊小义将来可能成不了商品粮，樊爱民也认同校长的话，也一直坚持认为上学就是比不上学好，上学是改变命运的最佳的途径，对于农民而言也是唯一途径。他们这一族，没有出过大学生，樊爱军如果没有死，现在可能也是个人物了，但这个家族的命运没有改变，以后能不能改变他也不知道，但是还是有很大希望的，毕竟他的儿子樊小义在上学，而且成绩也不错！

正如校长所言，时代已经变了。一九九七年春，还在睡梦之中的村民被一股腥臭味熏醒了，有几个年长的村民提着矿灯，一种很亮、可以充电的大方块电灯，起床瞅一瞅到底是哪里发来的味道，最后发现是河里涨水了，满河都是黑色水，后来得知这水来自镇上的化肥厂和皮革厂。再后来政府介入，化肥厂和皮革厂停止了排放，但村前的这条河再也没有涨过好水，樊小义作文中的绿水彻底成为了历史。

学校里的老师对镇上的皮革厂是倍加推崇的，教育学生时总是会提到皮革厂的老板和工人，说“好好学习就可以成为老板那样的人物，坐办公室、喝着茶，身价上亿，一亿呀，现在有多少老百姓连万元户都不是；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去洗那些牛皮，顶着太阳，面对发臭的牛皮和化学池子，一个月二百块钱的工资。这就是差别！你们如果不好好学习，连洗牛皮的机会都没有！”

最爱讲这段话的是五年级的数学老师，他不仅有几颗大板牙，而且从来不刷牙，牙齿黄黄的，一张口恶臭味铺面而来，我们背后都喊他大牙。论教学，大牙老师在我们学校绝对算是中上乘，但也是第一个将学生出身、家庭财富与教育相提并论的老师。教学过程中，谁家有钱就会高看学生一眼，对樊书金总会乐呵呵，即使犯了错误也是不会训斥的。而樊小义即使成绩很好，也总是被称为“剃头匠的孩子”；其他人更不用说了，修鞋的、磨豆腐的、搞木业的等等。

有一回，教室里的电灯坏了，樊书金和樊小义将板凳摞到桌子上，樊书金想表现一下，要爬上去修一修，这时大牙呵斥道：“不要命了！”然后，示意樊小义爬上去。多年之后，我忘记了这件事，但是樊小义一直都记着。

这一年，豆腐杨不仅磨豆腐，还做起了臭豆腐，但是并不好卖，我们当地人还吃不惯这种独特的美味。豆腐杨为了请老师们多多照顾杨军华，时不时地会送去一些。这年冬天星期六，大牙给杨军华说：“臭豆腐很香、很好吃，明天再往家里送一些。”还特意交代要樊小义和我陪杨军华一起去送。谁知夜间，北风骤起，天降大雪，天亮的时候，地上的雪已经有十几公分厚了。大牙的话就是圣旨，平时讨好还来不及呢，谁还敢怠慢！吃过早饭，樊小义和杨军华戴上“火车头”，用棉布裹了裹脚穿上大人的胶鞋，捧着搪瓷碗就出发了。搪瓷碗里是豆腐杨精挑细选的最完整的臭豆腐，连一块烂的都没有，摆放的整整齐齐，因为外边还飘着雪花，豆腐杨特意在搪瓷碗外边罩了一个塑料袋。

从我们村到大牙的村也不算远，大概有一公里多，只是去的时候是逆风的，樊小义捧着搪瓷碗，杨军华一瘸一瘸地搀着樊小义，深一脚浅一脚，樊小义感觉十分冻手了，就让杨军华捧着搪瓷碗，自己哈几口气，暖暖手，接着捧。北风吹着，雪花飘着，他们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还有，这双胶鞋实在不合脚，有点大，脚用不上劲，总感觉要滑到。樊小义终于摔倒了，杨军华也倒了，在他们倒地的一瞬间，不约而同地去抬起搪瓷碗，他们摔了个面朝天，但四只手一直保持着那只搪瓷碗的平衡，还好臭豆腐没有掉出来。樊小义起身，抖了抖身上的雪，一手端着搪瓷碗，一只手扶起杨军华，继续向前走。

走了大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大牙的家。此时，大牙正在屋里打牌，看到他们端着搪瓷碗来了，大吃一惊，他不会想到下着雪他们也会过准时过来。大牙的眼睛睁得很大，嘴巴张着，牙还是那么黄，估计还是那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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