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卿无需多礼。”李治淡淡说了一句，而后道:“‘置州县’，官员何来？设‘都护府’，何人当得此职？又以何策治民？”

“陛下，‘吏部’历年冗官可赴任‘辽东’，代天牧守。”

“不可！”许敬宗突然站出来反对上官仪所言，着实令李治有些诧异。

“缘何不可？”

“禀陛下，冗官过往无实职，今牧守一地，难保不出差池，‘辽东’甚远，起民变，朝廷难以从速应对。”别看许敬宗平日里恋权贪财，然其此番言语听在众人耳里，却不失公允。

李治尽管搞不清楚许敬宗到底想什么，但知晓其言为实情。“吏部”冗官虽多，但真正能够任职一方的却极少，除去资历、能力之外，最重要是那些冗官们，绝大多数出自豪门世家，在关中和中原当官，那没问题，可真让那些人去“辽东”，只怕各种借口都会找出来，绝

对没几个肯去的。再者，“置州县”最大问题是朝廷的实际掌控很弱，毕竟太远了，政令、下情往复太费时日，非常容易出事，因此，从心里而言，李治并不认同此策。

“许爱卿之言甚是有理，历朝‘羁縻’蛮夷，皆因过远矣，然‘辽东三国’，土地虽不丰饶，亦不贫瘠，城池众多，人口不缺，朕以为‘羁縻’不可取也。”

皇帝金口玉言，一语否决“羁縻”之策，又认可许敬宗所说，似乎是在告诉宰相们自己属意“都护府”。

不过，能够坐上宰相位子的，都是人中翘楚，稍微动下脑筋就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皇帝真要是定了主意，大可直接颁布诏令，根本不需要召集宰相商议。

“陛下，‘高句丽’地广民稀，与诸多蛮夷部落相连，难堪王化，置‘都护府’以镇边实为上策，然‘百济’、‘新罗’却有不同，国小民众，与我朝隔海以望，今水师船多兵精，驻‘登州’以镇，自可保州县无虞，故老臣以为，‘辽东’一地，分而治之，乃上策也。”杜正伦所言，是将“辽东三国”分成两块，以不同方式分治，且不提“高句丽”南部丰饶地区，等于放弃。

李治看了一眼李绩，见其双目微闭，面无表情，即知此事并无异议。

李治是皇帝，作为一个皇帝来说，治理天下最重要方面是权衡各方，只有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才会天下太平。

从表面来看，大唐朝堂内最主要利益之争是文、武两方，但本质却是世家大族与寒门平民之间的利益争夺。

原因很简单，大唐军方主要构成是勋贵和军官，他们绝大多数出自寒门小姓，与出身世家大族的文官集团天然利益诉求不同，因此，朝堂之上时起争端。

皇族“李氏”原为“关陇军事集团”成员，发迹于“北周”，并不属于中原世家大族，所以，从高祖李渊到太宗李世民至当今皇帝李治，在权衡朝廷各方利益时，往往有意无意间偏向武将集团，这就带来一个结果，大唐军方在朝廷话语权很重。

“平灭辽东”，李治原本有意设置“都护府”，行“羁縻”之策，却不曾想文武百官皆不赞同，命人垂询细察后方才得知，由于“百济”商贾与大唐商贾定下诸多交易，加上“羁縻”之策没有多少束缚力，“百济”一方获利大了，自然会壮大自身，非常不利于长治久安。

李治当然知道，商贾们背后是各家勋贵和朝中高官，而“羁縻”之策对于商事有限制，本意是防范，如今却影响到朝臣实际利益，当然会遭遇反对。

此刻，杜正伦建言代表了文官集团，而大唐军方第一人李绩又毫无表示，等于是默认了。

李治清楚，该轮到自己这个皇帝最后决定的时刻了。

然而，李治却道出非同一般话语:“杜卿所言，良策也！朕意已决，置‘安东大都护府’，辖‘辽东全境’，原‘百济’、‘新罗’两地，置州县以安民，一应官员交由‘都护府’察举。”

当朝四位宰相闻听皇帝口谕，无不动容！

因为任谁也无法想到，皇帝陛下居然如此圣裁。

设“安东大都护府”，意味着“安东大都督”品级当为正三品，秩同宰相。尤为重要是辖制“百济”、“新罗”两国旧地，且拥有极其重要的“察举权”，等于是皇帝赋予其管辖内官员举荐权，加上其本职拥有的兵、财等权力，堪比“开府建衙”。

在大唐，上一个拥有类似权力的人，可是“秦王”，领“天策上将”，后来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先帝太宗李世民。

作为其嫡子，当今皇帝李治，怎敢设立如此官职？难道就不担心会出现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情形吗？

四位宰相如是想着，心念飞转，一方面在揣测皇帝本意，同时也在思虑，该如何进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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