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70年代中期，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的人一样也出生于农村，但不同的是我基本上没有体验过农村的生活。父亲在成家时就把老屋折价给了大伯父，搬到母亲的寝室，母亲是公社的赤脚医生，也早早的和养父母分了家，所以在公社的卫生室楼上分有一个单间，印象中那是全公社唯一的三层楼房，在那个普遍是草屋、砖屋的年代，这种待遇不亚于高级干部了。从有记忆开始，我就住在洋房里，用着电灯，老实说那种稻草下面藏虱子的日子一天也没过过。母亲忙着给病人打针抓药的时候，我就在楼下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大约4岁左右，母亲辞了卫生室的工作后，父亲带着母亲、我和妹妹进了城，住到父亲单位的宿舍。记得那是一座非常巨大的院子，父亲说当年是填了一大片稻田和水塘后才建起的。大门口有一段两人高的围墙和一扇大铁门，到晚间会按时上锁。院子左边是歌舞团的宿舍，右边是教研室的办公楼，中间是老礼堂——父亲排练的地方和演戏的场所，最后面则是广播局的办公和生活区域。

歌舞团的宿舍是一栋修于70年代初的老房子，有四层楼高，框架结构，就是现在常说的苏式鸽子楼，六七十年代很流行，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里面的结构有点类似现在的办公楼，每层楼对开两个单间，一层楼大约有12个单间，按照2个单间分给一户的话，可以住6户人家，我们家住在一楼。虽说是楼房但是没有厕所和厨房，自来水池也只在每层有一个。厕所远在老礼堂后面，走过去要5分钟左右，白天还好，晚上闹肚子可就太不方便了，所以家家户户都备有痰盂作方便之用。厨房则很简单，就在走道里立一蜂窝煤炉，然后摆一小桌子放着油盐酱醋，到了做饭的时间，家家户户的主妇们就着昏暗的灯光，顶着油烟做饭，锅铲飞舞，好不热闹，有时差个什么作料的也方便，反正都离得不太远，找相邻的借下就行了。我们小孩子则在走道里疯赶打闹，毫不顾及拥挤的杂物会把人绊倒，只听到大人们的训斥声。

住了有一年多，父亲就分到单位的新房子，说是新房子其实就是在老礼堂左边的空地上新建了一长排的平房，和农村的砖瓦房一模一样，也有瓦片、有亮窗。搬家的时候我非常兴奋：终于不用住单间了，可进去一看，还是没有厕所，不过平房里有三个房间，好歹有了自来水池和厨房。父亲母亲住一个单间，我和妹妹则只有挤在里面的房间了，还好当时我和妹妹年纪尚小，倒没觉得不方便。

平房也有平房的好处，单家独户的，不像在宿舍那么拥挤，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在门前喂得有鸡鸭什么的。父亲手巧，就曾做过一个四层高的鸡笼，喂了十多只九斤黄母鸡，那几年家里基本上天天有鸡蛋吃，平时也有鸡肉吃，很是解了一段时间的馋。记得一个同学给了我一对兔子，我用空心菜、白菜照顾了大半年，最后快过年时外公杀了兔子做火锅，我还哭了老半天呢。猫狗就更多了，我就养过波斯猫、狸猫、田园犬，院子里经常猫狗成堆，不过那时候也没什么人管，人们还没有严格管理宠物的习惯。

因为父亲是70年招进歌舞团，他们那批同事结婚的年龄都差不多，所以和我一般大小的发小差不多有十来个，男男女女都有，间隔也只有一两岁，相互之间很玩得来。平时放学后就窜在一起，在院子里飞洋画、打弹珠、抓烟盒、捉蛐蛐，只要是玩的就没我们不会的。害人的事搞了不少，礼堂演出的后台，父亲们常常对着镜子画脸谱的地方，每个位子上面有一电灯插座，平时不演出就没有装灯泡，我们曾经把手指伸进插座里，然后感觉手一麻，触电了，感觉很是惬意，放今天无论如何也不敢，也想不通当时怎么没出事的原因。礼堂的顶上我们十几个发小也上去过，从侧面一层层的爬上去后，里面十多米高，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我们只敢顺着最粗的木柱往前走，只记得当时我脚一滑，把顶板踩了一个大窟窿，把所有人都吓个半死，战战兢兢的出来后，从此再没人敢上去过。

晚上如果有大人们的演出，我们又一个个的钻进礼堂去看戏，其实哪里看得懂戏，就只为了晚上父亲们的那顿加餐。演戏结束后，所有的演职人员会有小灶供应，食堂装备了包子、面条、疙瘩为忙碌了半夜的演员们加餐补充体力，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疙瘩、面条，真香哦。80年代初期的时候还是凭票供应粮食，没粮票的话，有钱都没处买，俗话说的好“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父亲们的那点工资和粮食远远赶不上生长发育的我们，平时在家吃不饱，团里的领导也心知肚明，睁一只眼闲一只眼，让我们这几十个孩子开心吃个饱。

后来家里的条件好了，88年的时候，父亲攒钱在八字桥建了私房，但当时的八字桥还属于郊区，非常的偏僻，而歌舞团这里离我上学的初中、高中却很近，为了方便平房就没有退，直到高二的时候，才退还公家，全家搬到私房去住。

98年左右，老礼堂因为不能适应新形式的需要被拆除重建，大院儿围墙被拆掉，歌舞团和教研室的大楼也都夷为平地，我曾经住过的平房被整体推倒，在原地建起了新的歌舞团宿舍楼。而我曾经的那些发小们也考学的考学，当兵的当兵，各奔东西，有时我再从旁路过的时候，物是人非，却依稀还能记得少时的欢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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