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史官们,在记述大唐承业二十一年所发生的“西域之乱”时,往往习惯将“库风攻防战”作为整个事件的起始点。
这主要是因为,后来大唐和突厥的多位重要人物,当时都牵扯其中。
然而真正的历史并非如此。这场波及了整个丝绸之路和广阔中原、前后持续长达七年的“西域之乱”,从承业十八年便已开始在暗中酝酿。
而真正的爆发,则是以楼兰、疏勒两国的举旗叛变为开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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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皇帝平定天下之后,推行大一统的治国方略,尤其是对四方归服的番邦属国,始终主张采取“恩威并施,胡汉融合”的政策。
面对土地辽阔、民族众多的西域地区,大唐设置都护府,快速恢复自西汉以来的丝绸商路,以安定域外、繁荣经济。
丝路沿线各国均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而大唐朝廷只派遣保护商路安全的都护府军,并不干涉各藩国的王廷内政。
如此一来,即保证了唐朝在西域的主权利益,又能与各国各族和平相处。
不过世间万物都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唐朝廷、都护府军与西域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都护府军虽然不干涉藩国内政,但毕竟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存在,任何当地的政治势力都不可能完全忽视他的作用和力量。
长期驻扎,也使得大唐朝廷的意志,可以通过都护府军辐射到西域的各个阶层。
慢慢的,西域当地汉人的社会地位渐渐升高。无论是外派的官员,还是经商的富贾,抑或是都护府的将官,逐步变成这片辽阔大地上新崛起的贵族势力。
他们掌握着特殊的权利,把控着各种资源,也不断结交西域各族首领,有时甚至可以影响某些藩国的王廷决策。
这样的变化,给当地传统的贵族势力造成强烈的危机感。同时也让西域普通的百姓感觉到,他们头上又凭空多了一群外来的奴隶主老爷,越发作威作福,实在可恶至极。
尽管在这期间,大唐朝廷因为几次内部纷乱,有时会降低对西域的管控力度。但是,因为缺少能够真正挑战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的军事力量,西域当地的贵族势力也始终难以摆脱日益严重的政治压力。
直到突厥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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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更早的时候,这个地方的统治者正是突厥人。
那个时候的突厥如日中天,即便是分裂为东西两部,仍然强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据传说,每当太阳升起,从第一缕阳光照到突厥疆域最东端开始算起,要经过整整两个时辰,最西端的地方才能看见旭日的光亮。
突厥铁骑横扫大漠草原,几乎所向披靡。
强大的实力,往往也必然伴随着肆无忌惮的骄横。
突厥统治者从来没有把西域各族当作“人”来看,他们的概念里,这就是一群可以恣意践踏的奴隶牲口。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域各族民众的命运究竟有多么悲惨,就不难想象了。
所以,当太宗皇帝麾下的精兵猛将西出阳关、玉门关,讨伐突厥之时,在西域百姓眼里看到的,是拯救者的英姿。
大家举着鲜花水果、美酒佳酿,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大唐正义之师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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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当初的拯救者却又慢慢变成了统治者。
他们开始填补、挤占突厥人退却时留下的权力空间。其所作所为,似乎与前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至少,在一些心怀不满的西域旧贵族看来,确实是这样的。
于是,他们又开始怀念起之前的主子。因为时间的力量太过强大,强大到可以把久远的仇恨冲刷的很淡很淡。
西域一些番邦频频在私下里联络勾结突厥,谋划着有朝一日能够借助他们的力量,推翻大唐的控制。
而这其中的代表,正是楼兰和疏勒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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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国家很有意思,他们痛恨大唐,但更加痛恨周围的邻居。因为大多数的西域王廷,并不像他们那样,强烈反对唐朝的领导。
客观的说,与突厥统治相比,至少在大唐朝廷和都护府统领这个层面,还是对西域各国表示了相当程度的尊重与爱护的。
毕竟先帝定下的国策就是如此,大家也相安无事的交往了上百年。除了少数骑在西域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害群之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刀兵相见、水火不容。
这种和平的心理,常常惹起楼兰疏勒的极度不满。
人都是这样,当他想打破某种常规的时候,他最讨厌、最见不得,并不是常规本身,而是那些仍旧遵守常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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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承业二十一年新春之际,压抑许久的楼兰和疏勒,终于在突厥人的许诺支持下,举起叛唐的大旗,向着整个西域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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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和军事家在回顾这段尘封的历史时,发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叛乱爆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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