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间我们回到了屋子前面，小赵早已安排好了车辆，我让叶玉良也上了车，小赵充当司机，先把他送回了家，我叮嘱他尽快找到刘小康被关押的地点，明天我们再想办法调查。接着，小刘载着我朝着情报局开去，漫长的一天终于要结束了。

注，下文转自天涯论坛：作者鬼念小猫， 1939年元旦，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前往周作人家中贺年，谈话间进来一人，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是抬手一枪。沈启无赶紧站起来说：“我是客人”，那人也不理睬，对他也是一枪，随后从容出门，幸运的是，子弹打在周作人毛衣扣子上，周并无大碍，而沈伤重住院一月有余。刺客究竟是谁，至今不明。

此段文字出处源于洪炎秋的《国内名士印象记》其三（原载1947年11月《台湾文化》，后收入《废人废话》一书），刺杀周作人的究竟何许人？可谓文坛一段未解公案。20多年后，60年代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了事情的经过以后，这样推测（见《知堂回忆录》中“元旦的刺客”周作人致成仲恩的信）：

……这案件始终未破，来源当然无从知悉，但这也可以用常识推理而知的。日本军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给国民党的特务，但是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搞的，这有好几方面的证据。第一，日本宪兵在这案件上对于被害者从头就取一种很有恶意的态度。一日下午我刚从医院里回来，就有两个宪兵来传我到宪兵队问话，这就是设在汉花园的北京大学第一院的。当时在地下室的一间屋里，仔细盘问了两个钟头，以为可能国民党认为党员动摇，因而下手亦未可知。以后一个月里总要来访问一两次，说是联络，后来有一次大言治安良好，种种暗杀案件悉已破获，我便笑问，那么我的这一件呢？他急应道，也快了。但自此以后，便不再来访问了。第二，刺客有两个，坐汽车来到后面的胡同，显然大规模的。但奇怪的是，到家里来找我，却不在我到海淀去的路上，那是有一定的日子和时刻的，在那路上等我可以万无一失，也不必用两个人，一个就尽够用了。民国十五年燕大初搬到海淀的时候，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上学校去的行程道：“假定上午八时出门，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桥，五分慈献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叶赫那拉氏坟，五分黄庄，十五分海淀篓斗桥到。”现在却是大举的找上门来，不用简单直捷的办法，岂不是为避免目标，免得人联想到燕大去的事情么？这安排得很巧，但也因此显露出拙来了。我到燕大去当了客座教授，就可以谢绝一切别的学校的邀请，这件事情第一触怒了谁，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事情……

周作人的意思，因为他借了在燕京大学当客座教授的理由，可以拒绝日本人的聘任，因而得罪日本人。所以要杀他的是日本人。案发后的盘问带有敌意，而找上门来刺杀，是故意掩人耳目。但是人们普遍并不认同周作人的说法，因为他的说法实在是太牵强了。

此外对于这件事的叙述，早在1946年，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It is Dark Underground》，作者署名“Loo Pin Fei”（后来翻译为“卢品飞”，周作人则译为“卢彬斐”，均未被证实，姑以称之），显然是个华人。作者在书中声称，当年刺杀周作人是他和另两个人所为。那两个人一个姓高，一个姓王（但周作人在致鲍耀明信中却说其同伙姓马）。作者说，他们前去刺杀时，带了一封伪造的总统给周作人的信，让他在接信时杀他：

仆人把我们带到中间的房子，有两个人在那里喝着茶。周看见我们马上从沙发上站起来。

我们把伪造的信递过去，他接了请我们坐下，然后拆信。高马上拔他的左枪。因为他穿了长袍，左轮给扯住了。高拼命地拔，枪柄露了出来，但枪杆子还是卡着。这时周的客人憋见了枪，吓得跳了起来，全身发抖。他张口要呼救，我开枪，他马上倒下去。

周站在那里目瞪口呆，还拿着茶杯，茶水溅了。高发力把枪扯出来开火。

对这一说，周作人生前已看到，他在1962年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断然予以否认。学术界也大多不予采信，认为不大可靠。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这样评说卢品飞的说法：

今日得廿八日手书，比廿九的信反而迟到了一天，所以“玉碎”的典故弄不清楚了。这位“卢彬斐”先生倒实在可佩服，因为难得他能写英文，并且肯假冒是特务，弄钱的方法真是想尽了（笔者姓卢，同伴的特务姓马，合起来乃是一头驴子！）那件事情总结起来，当是日本军部所搞无疑，如今乃有人出来替他们顶替，而且说谁手段也欠高明，漏洞百出，殊属可笑。其最甚者乃说我是一个肥胖的中年人，恐怕见过我一面的人，没有会说是胖的，可见卢先生乃是未见的友人也。又说我早上从八点半往校，下午五点半才回家，这也是我初次听见，我自从做教员起只是按时间去上课，课完就走了的。说院子放着金鱼缸，这个我也一直没有看见过，此外漏洞，如来书所说，亦不具论……

这里所谓“玉碎”的典故，指卢品飞所著《黑暗的地下》中第八节《碎玉》（Broken Jade）。周作人的意思是，卢是为了“弄钱”而不惜假冒“特务”的恶名。同年12月8日周作人又写信给鲍耀明说：

……作家尺犊之文，已承X君见示，云系000君手笔，事有传讹，原属无怪，如说出事原因在做督办，可谓年代错误之甚，做督办乃民国三十年之事，而暗杀则在甘八年元旦，所提前半年之事乃指进燕大任教，所云十年则多少有点夸大。……

除此两种，还有就是范旭的说法，刺杀周作人系“抗日锄奸团”所为。（此说见《燕京大学三八年五十周年纪念刊》《风萧萧兮易水寒》，1992年《上海文史》月刊第五期陈嘉祥《周作人被刺真相》一文。）

最近朋友送了我一本书，名为《囚歌》，副题是“纪念1937到1945年关押在北炮局第一监狱外寄犯人收容所的人们”说是书不太贴切，不过是私人印刷的册子。作者是刘永康，记叙的是在抗战期间京津地区由青年学生为主，组织的抗日团体“抗日杀奸团”的事迹，“抗日杀奸团”是国民党“军统”的外围组织，主要组织者为军统所派，如负责人曾澈就是。“抗团”是利用天津英、法租界的庇护和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1937年在沦陷后的天津成立的。开始参加的人少，主要是一些高中生，规模、范围都不大。细读此书才知道当时很多刺杀事件都与词组织有关，很多都是此组织的行动，其中就包括“刺杀周作人事件”。他的记叙与范旭先生的说法颇为一致，可作辅证。

时间是1939年元旦，而刺杀周作人的便是“抗日杀奸团”负责组织的干事李如鹏，他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还参加过刺杀当时伪教育局局长陶尚铭的行动，按刘永康的记载“……1939年元旦他（李如鹏）和掩护他的赵尔仁在燕京大学方（土斤）范旭的掩护下从容地走进北京西城八道湾周逆（指周作人）的会客厅，但当他面对这个自己要制裁的对象就是昔日怀着崇敬的心情，读过他《药堂杂文集》的作者时，心中不禁战栗……就是由于这小小的迟疑、震动，使射出的子弹稍微有所偏离，没有射中对方的心窝，仅射中了衣服的纽扣，由于忙于抽身，只开了一枪……”

写到这，可以告一段落，原本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这种陈年公案大多会慢慢变成无头公案，淹没于历史中。然而往事往往不想随风而逝，一个偶然的机会便能使人窥见历史的部分真相。当时很多“抗日杀奸团”的成员至今仍健在，对于这段历史，不敢忘却，记叙了很多回忆性的文字，在日本的朋友也帮找来当时的日方档案，如果有后来人能讲此段史事钩沉研究，应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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