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种分配制度完全忽略了实际劳动态度和工作质量，多劳不能多得，偷懒也不会受到惩罚，因此对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造成很大的伤害。

工分是特定社会背景条件下产生的特定词汇。

大集体时期生产队社员参加生产劳动被称为“上工“，工分就是那时生产队会计记录社员每天上工应得报酬分数的简称。

年底，生产队会计根据社员工分数总和计算出全年分红。

当时，男劳力每天就六七分工，女劳力四五分工，老幼病残一般也就一二分工。

遇上丰收年景，效益好的生产队工分单价能值四五分钱，效益差的生产队三四分钱甚至二三分钱。

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子，凝聚着大家的汗水甚至泪水。

大集体时，一家少则三四口，多则七八口甚至十来口人，靠的就是在生产队挣的这点工分养家糊口。

孩子上学、穿衣购物、油盐酱醋等一应开支均包含其中。

绝大部分的家庭那时由于老小多，靠生产队分的那点口粮根本不能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

为了工分，社员吃不饱甚至饿着肚皮干活是常事。

大集体时的生产队，套用时下一个时髦名词就好像是一个“产业链“。

生产队长就是这个“产业链“的“总规划师“，要根据不同的季节或者是不同的天气安排社员不同的活计，故又称“排工“。

譬如春季要踏车、拉田、沤田，夏季要铲草、洒药、罱泥，秋季要收割、放场、挑渣，冬季要挑桶泥、拔棉花杆子、豁二道坝。

平时，生产队长还要安排年幼的放牛放羊，年长的养猪养鸭，收割季节看场，灌溉时看风车，有时还要根据需要组织社员向南到红旗农场割草，北到宝应的白马湖趟渣，兴化化肥厂淌氨水等等。

那时，勤劳的人家忙里偷闲，每年饲养一二头猪卖钱贴补家用，除此，工分几乎是每个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

社员们每天起早贪黑，累死累活为的就是工分。

他们对自己每天上工的工分值特别看重，因为工分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一天的收入。

一些家庭妇女常因忙于家庭琐事而延误了上工时间，乘着队长不注意，悄悄混入上工社员的队伍是她们惯用的伎俩。

然而，往往难逃生产队长那看似模糊实则犀利的眼睛。

她们遭受的常常是队长的一番奚落和扣半分工的惩罚。

老实厚道的妇女往往是忍气吞声地在心里犯嘀咕，要是遇上蛮不讲理的婆娘则和生产队长理论上半天，尽管无济于事。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因公社时分配各种粮食、财物都要用工分这个大分母去分，所以社员把工分看成是命根子。

社员的工分得来确实是不一样的，有的社员是靠自己的辛苦劳动挣来的，但也有很多特殊社员，他们是不劳而获的。

这些不干活的社员，有时比干活的社员挣的工分还要高。

有人说，公社公，没剥削，是完全骗人的。

公社时，公社有多种付业、机械修理、小工业、打井队、实验田等。

在公社各行各业干活的社员，大都是从各个大小队抽调上来的能工巧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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