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春节之后十几天，是县政府选定的开工日子。各路人马从四面八方陆续开往道路建筑工地。马元进入到工交工作队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活动就是开会和聚餐，那个年代的聚餐和现在的概念不同，聚餐方式更是相差万里。政府组织的任何活动在活动正式开展之前都召集参加活动的人开一个动员大会，各级领导都要在会上亮相讲话，前方后方的人员都要上台表决心，所以这会一开就是一整天。参加会议的人员中午集体吃饭，吃饭的地点就在离会议现场不远的大厅，大厅里摆上几张方桌，方桌上放盛满了菜肴的六只盘子。那时候经济困难，盘中的菜以蔬菜和豆制品为主，菜里面偶尔有几片薄薄的肉片，那时候的厨师刀工极好，猪肉可以切得比纸还薄。六只盘子中有一个全荤菜，通常是一盘白花花、油闪闪的红烧肉，它往往它是第一个被消灭的。那时候餐桌上的东西看上去寒酸无比，却都是实实在在的绿色食品，现在的人有钱也买不到。开会吃饭的人不用交钱，免费食用。这可是正大八经的公家饭，吃过这饭后就是公家的人，理直气壮的去做公家的事。餐桌上不提供酒，更没有饮料。汤和饭也不在方桌上，它们分别装入了两只大木桶，大木桶放置在吃饭大厅的中央空地上。聚餐一开始，参与就餐的人手中捧一只空碗在饭桶前排成一条长龙，吃饱了饭之后之后还拿着那只碗又在汤桶前挨个排队等着盛汤喝。饭量大且吃饭又快的人就只见他一次又一次的在饭桶前排队打饭。

参加动员大会和聚餐的并不是参加公路修筑的所有人，县里没有这么大的会堂和餐厅，除了指挥部和公交工作队是全体成员参加之外，各个公社只是来了小队长以上的干部和公社的工作人员。

马元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餐，饶有兴致的站在一旁看着一波又一波的就餐人员排队打饭。他们都是从农村来的，马元心里有一种优越感，马元宁愿等到最后一个去桶里盛饭也不愿意跟他们排在一起。他打量着排在队伍里的每一个人，当他的眼睛扫到队伍的正中央，一位同样拿着饭碗的女青年赫然在目，如果不是她穿了件与众不同的红颜色上衣，马元差点把她当成了一个小个子男青年。今天来开会和聚餐的年轻人本来就不多，女青年的出现就格外引人注目了。女青年深玫瑰红色的棉袄罩衣上面印的是鲜绿色荷花，黑黑的皮肤衬托得眼球的白色部分更加白，带给人一种天生的健康色彩。女青年个头不高，五官小巧玲珑，扎两只小辫，活力四射。马元好奇、甚至还怀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企图心，装作要去队尾去站队的样子，迎面从这位女青年身旁走过，到了她的跟前脚步放得更慢，马元用眼睛朝她一睹，恰好这时那女青年也朝着马元这边一望，两双眼睛的眼神一相对，马元的胸口突然感到一种锐利的刺痛。那女青年的眼睛特别有神，眼珠子一转滴溜溜的、水汪汪的、名亮亮的，眼球的白色部分比黑眼珠大，且白的刺眼，白晃晃的刺中、且直接刺伤了马元的心。

马元见了这位姑娘，身上原先的那股优越感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能娶到这样的人做老婆，马元愿意为她一辈子倒洗脚水。马元急于想打听到这位姑娘来自何方，在修路工程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捂着胸口，排在队伍的最后，一双眼睛掠过人群死死的盯住那件深红色的衣裳。

吃过饭之后所有人很快就奔赴各自的战场去了，女青年也无声无息的消失在了茫茫人海，马元就像掉了三魂七魄，再也提不起精神。钟书记发现了马元的变化，问他家里面还是他个人是不是遇上了什么大事，是不是还能继续呆在公交工作队中工作。马元赶紧回答啥事都没有，想钟书记表态一定会在公交工作队中好好工作，并为钟书记争光。钟书记点了点头，说不管小马今后碰到了什么事情，能找组织解决的组织一定会帮忙解决，马元又赶紧谢过钟书记。马元心里明白：继续留在工作队才更有希望早日找到那位姑娘，离开了工作队，即使日后找到了她，这位姑娘恐怕也不会正眼瞧自己一眼。

就餐的人当中女青年固然很少，男青年也不多，这位女青年其实也早就注意到了马元：一看就像个城里人，皮肤白白的不常晒太阳，手指细细的难得干粗活，人长得清秀，略带点神经质的文质彬彬。这样的人不像是年轻干部，倒像是个技术人员或者干脆就是个干技术活的工人。马元的身份被女青年一眼看穿，而马元到现在却怎么也猜不出女青年是做什么的，更想不到她竟然还是一个下乡知青。

这位女青年就是以后的张大姐、马元的结发夫妻，她当年之所以没有像其他下放知青那样急于回城，是因为她与她下放所在地的一户农家有着极为特殊又复杂的关系。村里人称呼当年的张大姐为城里妹，因为她来自城里，不是在村子里土生土长的。城里妹姓张，出生在当年的臭老九家庭，父母都是县里中学的老师。城里妹的母亲体弱多病，才十来岁时她母亲就去世了。后来，城里妹的父亲张老师为女儿找了一个后妈，但城里妹从来没叫过她妈，后妈对她当然也是不理不睬。后妈生下一个小弟弟之后，后妈对城里妹更加冷淡，常常找各种借口打骂她。张老师为了避免尴尬，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张老师参加过社教，参加社教的那年张老师被分配在离县城最远的山村蹲点，这期间他与供他吃住的房东唯一的儿子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到了互相称兄道弟的地步。社教工作结束之后，张老师还与房东的儿子保持来往。房东的儿子后来也成家了，结婚之后就与他父母分开，并陆陆续续生了三个儿子。张老师萌生出让自己的女儿拜房东的儿子、儿媳妇为干爹干妈的想法。房东的儿子和儿媳妇高兴得不得了，当即按照当地的风俗正式认了这门干亲，即刻把张老师的女儿接到了自己家中。城里妹从此就在干爹干妈家生活，在农村的学校里读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高中毕业之后，她留在干爹干妈的家里务农，又把自己的城市户口迁成了农村户口，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下放知青。

干妈家的三个儿子都比城里妹大，最小的儿子也大她三岁，长得胖乎乎的，绰号叫胖子，与城里妹同在一个班级里念书。等到胖子与城里妹高中毕业的时候，胖子的两个哥哥早已成婚，搬出去自立门户了，家里只剩下四口人。又过了几年，胖子和城里妹都到了结婚论嫁的年龄，胖子的母亲、也就是城里妹的干妈有意撮合自己最小的这个儿子与自己的干女儿结成一对，但不敢公开说出来，既怕张老师看不上农村人家，又怕城里妹看不上自己的儿子，于是怂恿胖子他爹先去探探张老师的口气。哪知道张老师当即满口答应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她的干哥哥，说是唯有如此张老师夫妻两个才放的下心，也算是对女儿尽了责。胖子的母亲喜出望外，赶紧把张老师的意思婉转地讲给了城里妹听。城里妹听过之后对她的父亲和后妈恨得咬牙切齿，条件反射似的首先产生了一股逆反心理，且不说自己不喜欢胖子这种类型的男人，更不说不想一辈子生活在农村，光是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如此草率地对待女儿的婚姻大事，就让城里妹下定决心今后要与父母彻底决裂，要把自己的将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她要找一个可靠的、有责任感的男人做自己的终生伴侣，依托终生。但城里妹在干妈面前又不好明说自己并不喜欢他的小儿子，只好推说自己的年龄还小，暂时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胖子母亲听不懂这样的行话，还以为她害羞，便告诉城里妹说，像她这样年纪的农村姑娘多半都已经结婚生子了，至少也是定了亲的人。要不这样吧，干爹和干妈叫上两家的亲戚，先给你们把这亲事定下来？城里妹羞红了脸，着急的说，我和胖子哥哥天天在一块，还需要定什么亲呢？只是没有找到感觉罢了。胖子母亲装着很内行的说，对，对，对！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讲究培养感情是吧？那好，你和小胖子先把感情培养起来，哪天培养好了，哪天给你们成亲。城里妹听了哭笑不得，她不能反驳，更不能把话说得伤了干爹干妈的心。干爹干妈对待城里妹像对亲生闺女那样疼爱，几个哥哥也是对她爱护有加，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几个哥哥都会先让给她吃，有什么重活都不让她动手。比她稍大一点的老三，从小就和她玩在了一起，带她一同去捉蜻蜓、抓泥鳅，带她上山采野果，下湖摘莲蓬。对城里妹来说，胖子的父母胜过她的亲生父母，对几个哥哥，也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哥哥，从来就不曾产生过其他的想法，哪有把亲哥哥当做爱人的？干爹干妈的想法实在是荒唐！胖子母亲见城里妹不再吭声，以为城里妹心里头同意了，乐滋滋转身去找他的儿子小胖说这事去了。

胖子听了他妈说的话觉得不太可能。胖子觉得有一个漂亮伶俐的、城里来的女孩做他的妹妹，那已经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好事，哪还想过以后还要她做自己的老婆？胖子也知道自己配不上她。城里妹在学校样样都比自己强，成绩好、胆子大，聪明活跃，是班里的班干，还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只要人家一提起城里妹，胖子就说那是我的妹妹，非常的自豪。胖子对他妈说，能当上她的哥哥已经足够了，对这个人见人爱的妹妹，他没有其他的想法。胖子的母亲骂胖子没出息，说如果城里妹做了他的老婆不是可以更好的照顾她和爱护她吗？做女人的只要有一个男人真心对她好，她就会一心一意的跟了你，你晓得吗知？从现在起，你给我样样事情都关心她、心疼她，让她觉得你是真心对她好，这样子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不就慢慢培养起来了吗？胖子也是个高中生、是个现代青年，他疑惑的看着母亲，培养感情的事自己都说不上什么道道，但如果要说是关心她、爱护她和保护她，这是胖子乐意做的和一直在做的，不仅现在要做，就是将来城里妹成了别人的老婆，自己还是要做到。

处在这样一种复杂情感关系中的城里妹，在文革结束之后没有像其他知青那样立即回城，而是暂时还留在了农村，她觉得自己欠下了干爹干妈这一家人许多，想在干爹干妈面前多呆些日子，报答养父养母的养育之恩。

这次县里面修公路，城里妹和她干爹干妈所在的村庄是这条公路的终点，县里面把修路指挥部就设在了这，指挥部成立了火线广播站，抽调了还留在山村的女知青城里妹做记者兼播音员。所以，城里妹也成了县里修路大军中的一员，并且以修路指挥部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动员大会，参加了会议之间的聚餐。马元才会在聚餐打饭的队伍中见到了城里妹小张姑娘。

要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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