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乐冬道:“这太低了,我之前那位律师,收的三万,还是因为判断双方在财产分割上没有明显冲突、只是争抚养权,否则肯定过十万。茉茉,我不能这样消费你们夏氏的情面。”
夏茉换成了语音,明显带着发现新大陆的兴奋:“跟夏氏也是贺鸣的甲方没关系哈。人贺律师说了,是为了感谢景小姐五月天的一场见义勇为,必须还这个人情。”
景春莹向来口风很紧,此刻听贺鸣自己先坦荡地提及那次倒霉经历,才在夏、秋、冬三人的八卦追问下,简单说了自己凑巧帮贺鸣脱困的事。
末了,景春莹开解许乐冬道:“冬姐,贺律师人很好,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愿意尽量帮忙,你就按照贺律师说的数字,付律师费吧。再开庭的时候,我也用一天公司的休假,去旁听席坐着。”
秋爽和夏茉打字:我们在黄山,等你们好消息,加油!
……
上午十点,许乐冬、贺鸣凭传票和律师证,进入法庭原告席坐好。
景春莹则凭身份证换领了旁听证,坐在旁听席。
许乐冬的父母挪过来,和景春莹打招呼,并表示感谢。
靠前坐着的姜喆父母,回过头,四道冷厉傲慢的目光射过来。
而许乐冬的父母,竟还带着几分客气冲他们点头示意。
姜喆的妈妈翻个白眼,姜爸摆出官架子,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沉声道:“你们啊,糊涂,就非要看着孩子们出丑。”
许乐冬和父母,都没有回应,被告席的姜喆却亮开了嗓门,用上海话道:“爸爸,这种戆噱噱的人家,有啥好多啰嗦的啦。”
两边的修养,高下立判。
十点十分,法官和书记员进来了。
法官大人经验丰富,一看原告换了代理律师,心中就有数。
多半是前任律师为了案子好打一些,劝说原告少争一个孩子,从而惹恼了原告,被“炒鱿鱼”了。
足见原告这位中年母亲,争抚养权的意志多么坚定。
离婚案件的独任制审判员,多为女法官。
在许多不讲道理的“丈夫”眼里,她们似乎天然地就会为了支持女方而吹黑哨。
女法官们,于是经常被莫名其妙地投诉到本院的信访办。
故而,本案的女法官,虽然在上次开庭中,从各种细节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自由心证”,对许乐冬一家的印象,远好于姜喆一家,却仍很注意地,不会表露出来。
敲过法槌,法官语气肃然道:“上次的流程里,原告起诉状和被告答辩状,都念过了,没有新的诉请的话,不要重复。我们直接进入法庭调查阶段。被告为中某证券公司的首席风控官,提供给法院的公司收入证明、银行薪资入帐证明和个人所得税税单显示,被告的年收入,税后在170万左右。被告同时提供了两名子女的国际学校学费发票,长女每年学费30万人民币,次子每年学费25万人民币,总计55万人民币。原告自2013年迄今,没有与任何一家用人单位签署劳动合同,社会保险是自行缴纳状态。这是上次庭审时,双方都无争议的事实。鉴于原告更换过律师,原告现任代理人,你确认一下这些事实。”
贺鸣点头:“本代理人确认。”
书记员记下后,法官继续看向许乐冬与贺鸣:“原告方,本庭上次就讲过,抚养子女,需要情感基础和经济基础综合考量的。现在双方主要争的是次子的抚养权。该未成年人已经超过两周岁。好了,你们这边有什么新的事实与理由吗?”
贺鸣穿回来前,瑞贝卡博士对他的定位就是“律师”。
贺鸣在2077年那个时空接受的训练,包括吸纳海量的法规与判决书,以及新闻案例宣传。
法官的问题,在自我膨胀、志在必得的被告方姜喆听来,是点出原告一个全职妈妈没有经济实力,在姜喆的律师听来,是提醒原告,孩子超过两周岁,法院就没有一定要判给母亲抚养的裁量惯例了。
但在贺鸣听来,法官其实是给原告解题的新机会。
接受许乐冬正式委托后、进行了充分准备的贺鸣,不紧不慢道:“我们原告方,要向庭上提供五份新证据。”
姜喆的律师一听,立刻举手,经法官点头后,发言道:“证据应该在举证期限内就提交给被告这边的,现在都第二次开庭了,举证期限早过了。当庭提交,我们被告不认。”
法官仍是面无表情地问贺鸣:“原告对被告的疑义,陈述一下理由。”
贺鸣道:“因为这些证据,都是刚刚形成的、与本案系争事实有关的新证据,原告无法在此前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根据民诉法,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前,我们在程序上仍可提供这些新证据,只是效力和证明力要由法院最后认定。恳请庭上先组织原被告双方,对这五份新证据,进行质证。”
贺鸣说的,都是民事诉讼的实际操作,并不违反程序。
姜喆的律师,其实也心知肚明,只是必须强势一下,以表明自己没有白拿委托人的律师费。
此刻,见法官指令书记员把一叠证据拿给被告席,姜喆的律师也不再硬杠,核对原件与复印件无异后,留下复印件,对法官道:“那就质证吧。”
贺鸣举起第一份证据:“这是我当事人本月的银行流水,里面有一笔200万的现金入帐,汇款人是当事人的胞妹许梅雪。同时附有许梅雪手写的意愿书,表示自愿将父母为其在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购买的商品房出售所得,赠予原告许乐冬,用于抚养外甥女姜子涵和外甥姜子涛。并且,这份意愿书经过了公证员的公证,公证书日期为三天前。昨天刚刚快递到上海。”
贺鸣很快又举起第二份证据:“这是我当事人的父母,他们现在就坐在旁听席,手写的意愿书,表示将搬到上海居住,协助原告抚养一女一儿。这份意愿书,还附有当事人搬离与被告共同居住的新华路物业后,租住新物业所在居委会的证明,证明我当事人的父母,正在办理相关居住证。”
法官道:“原告代理人出示这两份证据,要证明什么?”
“要向法院证明,原告一家人,对于抚养本诉讼中涉及的两位未成年人的决心和执行力,也正符合庭上刚才所说的感情基础和经济基础。”
贺鸣话音未落,被告席上的姜喆就开腔道:“帮帮忙噢,卖了乡下的房子也就凑出来200万,我一年的工资而已。”
姜喆律师赶紧制止他:“法官没允许,你不好随便说话的。”
法官拿起法槌,但没有敲,只意味深长地看向姜喆:“被告违反法庭纪律,本庭警告一次。下次再未经许可发言,我叫法警了。”
姜喆怂怂地嘟囔了一句什么,才没好气地斜瞥一眼自己的律师:“个么你怼回去呀。”
姜喆的律师心道:什么上市公司高管,素质真的一塌糊涂。
但表面上,这位律师仍展示了乙方的专业,及时发表质证意见:“庭上,本代理人对证据一和证据二的真实性无疑义,但对其证明力不认同。原被告子女一年仅学费就超过五十万,两百万存款只能支付四年不到的学费,两个小孩届时都还在小学部和初中部。只有我当事人,才能依靠固定的高薪工作,为小孩提供学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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