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和五代十国的惨痛教训让后来的朝代都深刻地领悟到了一个道理：军队是猛兽，要牢牢控制好。

赵宋不说，大明开国以来，一旦进入了稳定期，同样开始对武将进行极大压制。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粮饷方面屯田的“收”和“支”时的督饷上。

先说屯田。

明初由于人丁不足、田土荒废、财计艰难，太祖定下了军屯之制。

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这种做法在开国时是既能兼顾边防又能恢复经济的，到永乐元年，虽然刚刚经历靖难之役，当年屯田所得籽粒依旧能多达两千余万石，同年官田民田税粮是三千余万石，可见军屯成效。

但这一年的数字就是最高值，而且是极高的最高值。

朱常洛也不清楚当年是不是因为靖难之役成功之后，军队系统重新分割，再加上朱棣登基大清算，许多抄没被算入了屯田收入犒赏三军。

不过朱棣把军屯该交籽粒粮每亩减半这事是有的。

总体上，洪武二十一年有五百多万石，洪熙元年有六百多万石，宣德六年有九百多万石，足见当时军屯未坏之时有多少收入。

然后开始坏了。

就是三杨内阁期间，宣德十年卫所军仓移交地方官府管理。正统二年，军田只有余粮归军仓，正粮存留地方。嘉靖九年，允许民户佃种军田。嘉靖四时二年，屯田事务移交地方官府。

时至今日，整个大明报上来的屯田籽粒只有不到二百万石。

这是粮食的支配权之争。

从收的层面，本该是军户自留地的军田，现在都变成了不管谁种只要交籽粒就行的官田。本该是军队体系来管的屯田籽粒，现在变成了地方官府来管。

那一次侯先春在朝会上咆哮什么军屯荒废，那可不仅仅是想挑动大明边军和地方卫所，还想挑动大明地方文官和乡绅。

还是那句话：大明如今人丁更多，田土只会开垦出更多而不会少。永乐减半提收屯田籽粒之后，就没有改过军屯税制，消失的几百万石屯田籽粒，在地方上是官吏、乡绅与卫所武官们的共同利益。

朱常洛这是要在“收”这个层面厘清军队系统经济基础了，而在“支”的层面，为了钳制军队，粮饷发放上有抚按过问，下有户部专派的督饷郎中或主事进行交割。

但这些都只是筹划，而不是立即行动，所以先留心详细的利益关系。

离开之前他站起来说道：“枢密枢密，中枢若不密，事则坏矣。朕把话说在前头，法无常形，后面具体要如何改，存乎一心罢了。但若是筹划不密，枢密院中只有军法！”

“……臣等谨记。”说这些的，是兵部的侍郎、郎中们和太仆寺的文臣们。

目前只有五品以上兵部文臣参与这会议。枢密院之下各堂文臣都会有武职，甚至五军都督府那改为文职的都督，品级都高得吓人。

侍郎或者会挂上将来重新定了武职之后的二品武职，还能因功得武衔。五品郎中和太仆寺诸官兴许现在摇身一变就在枢密院里多了个三四品武职，这枢密院体系下的文臣得到的另一份津贴全系于此。

更重要的是，皇帝相当于要把整个朝堂上文臣们对武臣的压制限制到枢密院里来罢了。

是让大家既有着共同的利益，又只能凭枢密院之中的这部分文臣及皇帝的支持来平衡武臣。

兵权在握，皇帝才不担心其他问题。

所以在枢密院之中虽然只能平衡武臣，但他们却又比其余一房三院里的文臣更亲近皇权。

在京武官的俸禄可是皇帝金花银直接发，他们的心态因此自然有转变，也必须要转变。

微妙的情绪已经在他们心里流淌了许久，漏泄军务机密的罪，他们是不敢犯的。

毕竟皇帝最开始就强调过了枢密院里只有军法，但有外泄，直接进北镇抚司诏狱，只有抄灭一个结果。

所以六部之中的其余五部根本就不清楚兵部如今已经在枢密院里被拆了个稀巴烂，远在四川的蹇达现在可能还尚未接到旨意，等到他到北京要赴任兵部尚书时，只怕会两手一拍：我那么大个兵部呢？

当然，朱常洛召他来，自然不会亏待他。

“其祖蹇义曾与夏元吉并称蹇夏，太祖赐名改称义。蹇汝上总督蓟辽时整饬边防有成，还能够让宁远侯旧部未生事端，足见谨慎。他为辅佐，足可将枢密院理顺。”

从枢密院回来，朱常洛带上了田乐。

诸多大改的衙署之中，枢密院是重中之重，现在还有很多的人选要确定。

“李化龙、梅国祯等人呢？”

两人现在要商议的，是其余重要位置：譬如五府右都督，譬如专为军务会议参谋的军略堂总参谋，譬如专管职方屯牧和专管武选军纪的两个枢密院佐使。

至少在枢密院，田乐已经知道了将来必定是实职武相。

皇帝的意思：从一品，实职枢密使。武英大学士只是他们的文臣头衔罢了。

五个大都督也是从一品。而五府左右都督和这两个枢密副使、总参谋，则会定在正二品。

现在他们要定下这另外八个挂着正二品武职的文臣名单。加上兵部尚书，枢密院之中最上层共有十大文臣，与五个大都督、五个左都督共同构成“参预军务”的军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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